资深建筑评论家 李武英

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超高层建筑产业峰会”上不断地有专家亮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数字：2010年世界已经建成的前十大高度的建筑中，有6幢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到去年底在中国大陆建成的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数量已经超过350座，如果包括立项和在建的，大概有427栋；全国250米以上在设计阶段的建筑据说有200多幢；上海目前统计有870多栋高层建筑，100米以上的超高层有400多座。

从1885年芝加哥保险大楼成为首个超高层建筑至今的125年之间，摩天大楼从理论到技术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标志着建筑技术的最高峰，也为城市形象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超越形式和技术的表征意义。100多年来，世界各地对于高度之最的追求从未曾消停，特别是近几年“世界最高争相出，各领风骚不几日”，近日又有报道称沙特王室4月11日宣布，计划斥资120亿英镑建造1600米高被命名为“王国大厦”(Kingdom Tower)的建筑。比目前已建成的世界最高迪拜哈利法塔(818米)高出近一倍。

摩天大楼从理论到技术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标志着建筑技术的最高峰

二、三线城市的高楼崇拜

看来超高层建筑不再是纽约、东京、香港或上海这样人口密度超大土地资源超限的一线发达城市的专利。据统计，中国在建或计划兴建的超过300米的摩天大楼有几十座，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南京、重庆、武汉、天津等城市。据报道，未来几年里，昆明将迎来“摩天大楼”时代，其中既有“东风广场地块主塔(456米)”这种标志性的建筑，也有南亚之门(333米)、南亚风情·第壹城(168米)等综合体项目；武汉打造“城市地标”，在武昌滨江、江岸临江、王家墩、建设大道、四新中心区、杨春湖地区等六片区域，将集中打造城市高层建筑集中区。初步规划中，六大片将汇聚1栋600米的国际金融城、3栋300米以上、10栋2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此外还有更多的城市如厦门、福州、沈阳、太原、西安、成都等二、三线城市也在筹划着把城市往高处拔。甚至于一个人口只有20多万的小城市也提出要造100米以上的建筑。

合肥、昆明、南宁这样的人口密度相对比较低的三线城市甚至于出台各种措施鼓励兴建超高层。去年，合肥市房产、规划、国土、监察四部门联合发文，为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试点市建设，鼓励建设超高层建筑。单体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100米及以上建筑面积可作为奖励，不视为违背原有规划设计条件规定；昆明市发文规定“所有涉及城中村改造的项目高度均原则上不得低于40层，建筑密度控制在18%以下”。再比如南宁，为了打造“企业总部基地”，鼓励企业建设超高层总部楼宇，制定《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超高层建设的意见》鼓励兴建200米以上的超高层。

对于这些城市来讲，从政府层面，用政策来推动超高层建筑的建设，最大的意义和出发点是为了“打造城市地标，提升城市形象，集约用地，带动土地升值”等既有精神层面也有实用层面的意义。

现代建筑之父勒·柯布西耶早在1937年出版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就对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今天的城市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即“垂直城市”，插图中用6栋60层的高楼表达其理念——城市向空中伸展。而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矶崎新等也曾提出“空中城市”、“巨构城市”的理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达到47%，未来20～30年还将有4亿人口进城。在城市化浪潮中，各地的土地总是先于人口和产业“城市化”成为建设用地，“18亿亩耕地红线”早已告急。房子造到哪里？空中、海上，甚而对外星球的开拓也在研究可行性了。

很多人质疑二、三线城市建设超高层目的不纯，是典型的政绩工程。政治的因素当然存在，但并不那么赤裸裸地不可接受。试想一下，“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那时候又有什么必要造“百尺危楼”？中国的高层古塔、哥特建筑的尖顶作为宗教建筑有其“更接近上帝”的精神意义，那么当下的城市把摩天大楼当作城市形象的标志也许也可以勉强理解为一脉相承？

如果不掺杂政治、政绩、腐败等其他方面不见光的考量因素，其实城市通过建设超高层集约化发展越早认识越好，越早行动越有效，三线城市高屋建瓴未雨绸缪岂不很值得赞赏？

开发商的算盘

606米的武汉国际金融城是绿地集团在全国投资的第11个超高层项目，其高度仅次于上海正在建设的内地第一高楼“上海中心”。绿地集团2004年开始超高层建筑尝试，是中国最早进入超高层建筑开发的房地产企业之一。除武汉项目外，绿地目前已建和在建300米以上超高层共6座，年内还将在大连、郑州、长春再开工300米以上超高层4幢。

“从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我们在东北、东南、西南建成的超高层就有10幢。像这样短时间、高密度地建造摩天楼，全球只有我们一家。”绿地集团副总裁许敬说。

超高层建筑建设不仅是对开发商管理能力的一种全新的挑战，最大的是对其资本实力的考验。一栋300米以上的摩天楼要投入30～50亿元，卖不卖得出去，能赚多少钱当然是最重要的权衡因素。但是，事实也并不总是如此。比如，绿地就把为地方政府建设超高层建筑作为重要的战略，在他们看来超高层拿地便宜，还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其它支持。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曾表示：“绿地集团做的是当地政府想做，而当地企业又做不了或者不容易做的事。我们是最懂政府的开发商。”尽管其中的一部分表面看根本就是“赔本赚吆喝”，但“周喻与黄盖”式一次次的默契合作一定有其双赢的内在的逻辑，因此成就了政府与开发商、超高层与三线城市的姻缘。

超高层的安全性是问题么

就像人们一直认为核电已经成为一种安全、洁净、低碳、高效的重要能源，大力推广，虽然几十年来事故率还比较低，然而在日本这样核能利用已成熟的国家也会发生地震海啸导致的福岛核电站重大事故，引起全世界对核能的再次慎重反思和检讨，但是日本政府还是一再地申明，日本不会放弃核电的研发和使用一样，超高层的必要性和安全性这一对矛盾也一直伴随着超高层建筑走到越来越被追崇的今天。

目前的超高层建筑在技术方面的安全性究竟有多高？结构大师华东建筑设计院资深总工程师汪大绥说，虽然超高层建筑的结构形式可以说已经比较成熟，但成熟并不代表安全系数就最高。业界承认对于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性还没有完全掌握，比如地震的影响，风的影响，在建筑高度不断提升的时候，很多已被掌握的经验又会变成未知数。

美国世贸中心“9.11”事件之后，人们对于超高层一片质疑之声，可是即使是“9.11”遗址这“伤心地”，最后也还是造了比原来更高的超高层。而目前世界各地超高层竞赛还在继续，迪拜的哈里法塔一下子把建筑的高度拉到了828米，又有人说要造超过1000米的，科威特也要造比1000米还要高1米，现在又要建1600米高的。也许技术上真的可以造这么高，但是所带来的安全性问题既使用不常发生，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发生，其危害性结果在短时间内是人类几乎无法承受的。所以有没有必要造这么高，才是争议的焦点。各种现象表明，“必要性”注定是一个多解的方程。

尽管争议一直存在，无可否认的是超高层建筑作为技术实力和综合能力的象征也是设计单位和设计师不断追求突破而且为之自豪的动因，他们也是支撑建筑越长越高的重要因素。资源承载力要求，官员、开发商、设计师、百姓合谋，主客观都要求建筑越长越高，看来也只有顺势而为，只期盼超高层项目的立项能更慎重更理性，技术更成熟更安全，未来天上人间的空中生活更舒适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