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城镇的建设虽已广泛展开，一些生态城在国内外也引起了很多反响。但调研发现，中国生态城镇建设目前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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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技术忽略生态城市社会和环境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重视技术层面的改造，以求实现经济发展，却忽略了生态城镇需要经济、环境和社会一体化的发展。目前生态城的发展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调研发现，多数城市在制定政策时，虽然也谈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指标体系构建上也有相关社会进步的内容，但却没有具体的工作，基本停留在口号或指标上。还有的认为社会和谐的工作就是提高市民素质、加强管理和预防、进行生活废弃物的处理等。这显示出，许多城市对生态城镇中要素构成之一的社会和谐发展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和考虑。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一些地区的生态城镇建设选址就是在生态保护区或生态敏感区内。虽然生态城的规划中提到了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但有必要先对良好的生态环境进行破坏，然后再修复吗？这种现象不在少数。调查显示，生态城建设占用农业用地的达60%；占生态用地的达7%。

生态城镇建设本应当避开生态敏感地段。在沿河道或在山体等生态敏感区进行所谓的生态城镇建设，不仅对现有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可能带来洪水、山体滑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有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计划沿一条著名的河流进行低碳生态的开发，虽然尝试引入了“民间平台、政府后台、国际舞台”这种探索型的发展模式，但是目前的防洪还是20年一遇的标准。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西方国家一般城市的防洪标准已提高到百年一遇，更何况一个生态城镇的建设？过去的几年，出现的自然灾害危害级别都已经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一个生态城镇如果不充分考虑防灾问题，或防灾的标准太低，以致在未来造成灾害，这是不可饶恕的。

生态城镇的发展推行“绿色交通”，鼓励自行车、步行出行等，以实现节能减排。中国曾以“自行车的王国”而闻名于世。过去在以自行车交通为主的年代，我国城市的道路系统有独立的自行车道路网络。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小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在城市的道路系统中，留给自行车的车道逐渐被机动车道所侵蚀、或成为停车场。生态城镇的建设，推行“绿色交通”，一个行之有效、且无需很高成本的是将我们城市中的自行车道网络重新恢复起来，并与快捷的公共交通网络实现换乘节点的便利联系。

关注大城市忽视小城镇和城乡协调发展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三农”问题仍然是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态城镇的发展需要考虑农村问题，考虑通过生态发展模式，帮助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并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忽略了农村经济发展，一味发展城市，将可能面临经济和社会巨大的风险。世界多数国家的生态城镇规划和政策的制定都涉及到与农村协调和共同发展的问题，遗憾的是国内的生态城镇多数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调查数据显示，仅7％的城市在生态城镇的发展目标和需解决的问题中提到了农村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

促进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联系网络的核心是建设生态型的小城镇。生态型的小城镇应成为中国生态城镇发展的政策导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可以在我国城镇体系和城乡经济发展中发挥承上启下的功能；可以作为解决大量农民流向大城市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和城市问题的办法，包括每年春节的民工潮、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

虽然生态小城镇的建设是中国生态城镇化的重要构成，但至今为止，生态小城镇建设并不多见。原因之一是目前多数生态城的建设无非是为了建立一个“标本”，争夺在这一轮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而能够显示在生态城规划和建设成就的莫过于从一无所有的平地开始的新城规划与建设。在现有的小城镇进行生态规划与建设缺乏相应的成就感和表现力，而且规划咨询费与大城市周边的新城规划相比低得太多。所以国内外咨询机构对小城镇的兴趣都不大。

存在误区生态城镇建设成本问题研究不足

对于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方式挖掘现有的资源，改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少碳排放，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但是目前的发展存在误区，总认为生态城就是高成本。实际上生态城镇的建设不一定都是高成本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巴西库里蒂巴在建设其生态城市过程中，通过制度建设，实施“建筑权的转移”及其购买，解决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维修和提供可支付住宅（廉租房问题）等资金问题；通过“绿色交换”项目，促使棚户区的居民用垃圾袋换取公共汽车的车票或食物，减少到处乱扔垃圾的现象，同时为低收入阶层或无业群体提供食品，避免出现饥荒，稳定了社会，而且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实际上，对中国传统建筑采取一些简单措施，就能在解决住房的节能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节能建筑还可以通过一些低价的措施提高节能效率，这包括隔热层外墙、双层玻璃门窗等。在生态城镇的建设过程中，如何节约成本、降低造价、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条件，目前相关的研究开展的不多。

政绩评估体系影响发展模式转型，价值导向影响生活方式转变

实现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生态城镇之本，但是当前的政绩评估体系不利于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型，而目前社会上的价值导向影响了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生活方式转变上，主要制约因素是价值观的导向出现很大的误区。

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不少居民的收入仍然很低，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按中国2009年确定的1196元的标准，中国仍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1.5亿贫困人口。

然而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在生活消费上开始追求奢侈、浪费资源的消费方式。据“新华网”消息，中国已成为世界顶级奢侈品的重要市场。在上海举办的顶级奢侈品展览中，从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到钻石珠宝、时装名表，以及世界著名投资理财公司，凡与有钱人沾边的应有尽有，其规模、奢侈度可与著名的摩纳哥顶级私人物品展媲美。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短短1年内，上海连办3次奢侈品展，这是世界任何城市都未曾经有的奢华体验。而这种现象越演越烈，继上海、北京、深圳、厦门、南京后，开始向西部城市延伸。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法治蓝皮书》”中提到，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大，相对贫困人口增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当前某些阶层、群体这种挥金如土、炫耀比阔的现象本不应在中国出现。

10多年前在中国多数城市，“节约每一滴水”和“节约每一度电”的宣传处处可见，目前已不多见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更多考虑和宣传的是人均用水量和用电量如何向西方国家的水平看齐。这种现象在编制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许多城市属于严重缺水城市，用水和用电应以能满足需求、实现舒适度为标准。“节约每一滴水”和“节约每一度电”的宣传应当重新出现在所有的生态城镇中。

创新能力制约生态城镇的发展

生态城建设需要创新。目前不少生态城镇也在谈创新，内容涉及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等。但更多的是对这些技术的运用，而不是创新。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调研发现，在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考虑了在运用相关技术的过程中与本地的气候、地形和环境特点相结合，进行本地化调整，使绿色技术具有地域性，建筑体现当地的风土民俗和传统文化。

在新能源开发上也要创新，并非所有的地区都适合风能或太阳能。生态城镇的建设不能完全照搬他人的做法。别人的经验可借鉴，但不能照抄。

规划理论和手段缺乏创新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目前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参与或牵头生态城镇建设的部门不少。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问卷调查，在地方政府，负责生态城建设的部门包括环保局、发改委、规划局和建设局。

无论是哪个部门负责生态城建设，都需要有具体的措施来协调并引导城镇发展。生态城镇首先是一座城市，其发展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问题，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化发展，相关的发展政策需要落实到空间上，因此需要具备手段和措施，协调社会各阶层，统筹各行业和各领域的合作。世界各国的生态城镇建设都以城乡规划作为协调和统筹的主要工具。中国生态城镇的发展也需要城乡规划的创新，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有效引导各地生态城镇的发展和建设。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生态城镇的规划理论和技术手段滞后，除少数机构外，多数规划编制机构没有太多举措，如果规划行业不迎头追赶，使规划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落伍的规划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生态城镇的发展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生态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作为人类住区的生态城镇，是一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创新事物，探索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和谐共存的过程。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出现问题是难免的。中国生态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困惑，但仍然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