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城市当中，历史遗产、文物建筑等的保护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城市新的建设的冲击，历史保护和保留古建筑的目标往往也会与城市的现代化形成一定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历史遗产因记载着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而被人们所关注，为此进行必要的保护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的一个重要责任。但同时受到严格控制和规范的保护保留工作，又会对新建设和发展构成更加复杂的策划及规划设计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并且也提出了更多其他的要求，诸如城市空间的设计、技术工程、管理经验和资金计划等。

笔者以为，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能够离开缜密的前期策划、周详的城市设计，也不应当落入僵化与保守的窠臼。

审慎的前期策划包括历史建筑的保护方式、资金预测和新建设中的保护理念等，这都是历史建筑得到更好保护和利用的保障，但其中的法律、法规往往过于硬性和单向，而且经常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实施方法。

在新旧环境的整合方面，不少城市要么一味地强调新建设的重要性而忽视历史建筑和空间的审慎处理，要么只是根据简单的惯例去制定保护方案，而缺乏处理和安排新城市空间与被保护对象之间的相容关联。其结果是，城市发展和建设难于对历史保护建筑进行统筹考虑，而造成发展与保护相互矛盾对立、冲突牵制甚至互毁的状况。

完全依赖大范围的和全面固化的保护并不完全有利于历史建筑的有机保护。采取集约保护的方式，即在由于历史原因结构和空间肌理保存不够完整的原有历史地段，对于其中的历史建筑进行甄别，选择价值高、形态完整、文化背景丰富的对象，将历史地段当中有价值的重要建筑和带有特定风貌的普通建筑整合起来，抽取和安置到特定的区域，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要素以及空间形态的语汇，通过合理的空间梳理和城市设计形成“集约保护区”，给历史建筑以出路、给新的建设以更多余地，重新构成富于历史文化内涵的特别地段和空间，这应该成为不同历史地区进行新建设时的一种有益选择。

这种方式可以适应当代城市大规模开发的具体条件和空间需求，尤其是个别地段的土地价值日趋增加而导致开发强度高涨的情况。同时，由地段的开发（升值）获得的更多资金，也可部分地弥补保护经费来源紧张且数量不足等问题。

在我国，当前的历史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实施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某些不计成本的操作、僵化的保护哲学和一成不变的思维。不少学者和管理单位长期以来都认为，只有花费不菲的整体平移才是能够保证文物建筑历史风貌的惟一途径。

广西北海市的英国领事馆和广州市的锦纶会馆，以及天津、上海等地都有过这种因城市建设而平移古建筑到新地点的实例。但是，因技术和工程方面的原因，这些项目都为被保护建筑物平移投入了过多资金。现实的经济条件与成本投入因此被忽视，即便是出于真诚保护古代建设的良心，也不应当对超额的付出视而不见。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特别是较长距离平移的操作，对于抬升、托架等技术的要求高、难度一般也比较大。另外，由于不少保护对象的建造年代较长，结构本身的质量已经很差，特别是那些传统的硬山搁檩式的木构建筑物，其建筑的结构和构件等配合连接都十分松散，墙体疏松、强度极低，完全经不起多次反复的移位和对其上部结构进行扰动。

广州的锦纶会馆便是其中一例，既多出了平移技术和底部结构的投入，到位后仍然要进行落架大修和结构补强等措施，这样，该过程不得不给予双倍的资金投入，不但增加了施工量，同时又延迟了工期，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完全得不偿失的。

因而，对于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进行异地保存，不应该将整体平移作为惟一途径，对于此类古代建筑的迁移和重建还是应以测绘、拆除、重建的方式较为经济合理。

在城市更新的实践当中，我们原有的思维模式应当有所突破，将城市当中不同属性的街区的保护理念和不同级别的单体建筑物的具体保护方法给予区别对待，化被动为主动。一味强调单纯的原状和原地保护，只会使得历史保护流于空洞的规划理想和美好蓝图，而在实际当中无法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