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

冯纪忠先生一家人

冯纪忠先生和女儿冯叶

那个冬天，电视台采访，隐隐约约，北大门在暮色中挺立，回首而望，宋代方塔秀拔。曲折漫长的甬道上，苍苍老父独步，向我、向我们、向广场前行，一步步、一步步。多少年的坚持、多少年的信念、多少年的风骨，离我更近更近。

这个冬天，我亲爱的爸爸，已经离我远去。但是我是多么希望您能伴着我再次走进“方塔园”，说说怎样以宋代“甬道”之“势”，贯通整个园区，以自由表达个性的“何陋轩”现代设计理念“与古为新”的啊！

坐在“何陋轩”内，周围高高低低，独立又谐和的弧形挡土墙上，光影不停地变动，带我进入往事的隧道……

小时候特别多病的我，真没让人省心。天黑了，您气喘吁吁地赶来幼儿园接我，气喘吁吁地回家煮热晚饭，气端吁吁地带我看病，您喂我吃药的焦虑样子至今仍未忘却。每天清晨六点，总是您轻轻的离家关门声唤我起床上学。因为我常生病，我们只能住在离大医院近些的市中心，可是您却每天要挤换两辆公交车上班，路上少说也要一个小时，您试过让人挤伤肋骨，试过被推下车，重重地倒在离头只一两厘米的石柱旁。

每年总有那么多次，炎夏隆冬，你带学生下乡劳动做农活，做毕业设计，次次两三星期，您说其他教授有的年纪大了，有的身体不好，可是您心脏也有病啊！年少的我看着瘦瘦的您背着铺盖摇摇晃晃地出门，又要去挤车了，总是有着莫名的恐惧和担忧。后来您晚年深受类风湿关节炎之苦，虽说是与1965年“设计革命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受的折磨有关，但这么多年来的辛劳应该也脱不了干系的吧。不过再怎么样，您都不在我面前说个累字，没有任何抱怨。总是和颜悦色地听我叨叨一天的琐事。

记得那年才六、七岁，看到弄堂里其他小朋友在养蚕，也买了几条回家。又不知放哪儿好，找了个瓶子就搁里头了。您看到后说，这样不行，蚕宝宝带来了就要好好照顾，又告诉我该怎样辨识我家院子里的桑树，怎样清洗桑叶。第二天下班后您买了些硬纸板回家，听我妈说，那晚您没怎么睡。清早，我一睁眼就看到了一只白白的、漂漂亮亮、简简洁洁，形似一片树叶，上面还有着透气小孔盖子的大盒子。您对我说，因为我的名字是叶，所以就做了一片叶子给我，让蚕宝宝们有个好好的家。我的蚕宝宝后来都结成大大白白的茧，又都变蛾飞走了呢。您教会我尊重生命，也让我知道生活中的美，直到今天，那只漂亮叶型盒子好像还在我的眼前。那一年应该就是您写《空间原理》的一年，也是您在带学生下乡中因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得了浮肿病的一年。

后来我们搬了去离我义父林风眠家近些的茂名路，在厨房的破旧小桌上，您又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每次上大课前，等我们都睡下了你才走进厨房备课，“不能总是讲同样的内容，要有新的突破”。半夜醒来的我，总看得到门缝下的光漏。为了怕迟到，“让学生们等”，彻夜未眠的您 5点多就出了门。这是自1947年回国后，由当年考试院核准，在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就担任正教授多年的您，对教学的认真。这般对学生的爱护之心，”文化大革命”磨难，也未浇灭您的热忱，只要见到学生，您还是笑得特别灿烂。

那年我三岁，您正想着替我妈妈找一位深造的绘画老师。就在那时，儿童读物“小朋友”封底刊登了义父林风眠老师的一幅画。您当即决定，妈妈应该拜他为师。那时您已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而义父却迫于无奈辞离杭州教授一职，家属亦都离沪，沉寂多年。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上南昌路义父家，我就滑倒，摔了个大跟斗。而他回访同济新村我们家那次，据说我当他的面重重摔了玩具钢琴，以示不满。这件事后来总让他当成笑话，说我坏脾气。谁想到他会这么疼我，认我做义女，又教我画画呢？

只要没有旁人，每次您上义父林风眠家里，他都拿出刚画的，平时不让人瞧的画请“纪忠先生讲讲看”。而我渐渐地从在您们身边转来转去的小女孩，长大到可以安安静静坐在一旁看画旁听的十一二岁的大姑娘了。元旦前夕，你们也会开瓶酒，买几碟熟菜，一盒蛋糕庆祝。那时我也能分到一小杯酒，说是祝杯之用，我也喝了。现在想来，爸爸妈妈义父和我四个人一起过的那些个节日是多么的开心啊！

其实那些年，我还小，不知道，最辛苦的是一直坚持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只做学术的您。只要一来“运动”，身为建筑系系主任的您就会首当其冲，受到批斗，从“内定右派”，到1965年的“设计革命化运动”，同济建筑系索性硬生生派人去拆已经建成的杭州花港茶室，说是这房子有“封建思想”，七零八落地重造，接着又把一顶浪费国家财产的污名扣在您的头上，唉，相煎何甚那。逼您去工地，去乡下劳动，不让您教课。所以难得在义父家一起贺节看画的您，心中的愁苦，大概也只能在我们一家团聚，在林风眠的画中，在三五好友的艺术探讨中忘却吧？

转眼就是1966年，您让人侮辱了、折磨了，打伤了、义父林风眠平时只拿给您看的那批画，我看着他一张一张亲手毁了、我们两家同天同时被抄家了、我生肺炎了、您给关进学校隔离了、一关就是八个多月。义父突然被抓进冤狱了……我大表伯没了、傅雷伯伯没了、我叔叔没了、我舅舅没了……

义父林风眠被抓后，妈妈和我急得到处找人帮忙打听。天冷了，听说只穿汗衫短裤进牢的近七十岁的老人怎么过。后来看守所寄出了凭单到我家，我们才能在指定日子里凭这封信进去送日用品。差不多一个月也只能有一次。那时除了审问他的外调人员，没有家属可以同里面的人见上面，没有凭单也不能随便送东西进去的。过了好久，您没回家，义父也没放出来，除了我大姨偶尔偷偷上门关心关心外，就只我们娘俩在家企盼你们的平安了。妈妈腰闪了，日夜不能眠。十三四岁的我只能照着书本给她整晚地推拿、拔罐、艾灸。又过了些日子，我们去打听的时候，有人轻轻地告诉说义父的案子“很严重”，是历史问题。

还有人好心地劝说，千万不要再去送东西了，会惹祸上身的。妈妈病了，崩溃了，发髙烧。到了送东西的那天，她实在去不了了，也不放心让我去，“或者少送一次没有关系的吧”。那天幸亏爸爸您回家了，我很少看到您发这么大的脾气，您坚定又大声地说：“他们胡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绝不相信林先生有什么历史问题！你们在家，我去送！”就这样，您去了第二看守所送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段时候就正是义父由一所转到二所后，专案人员上私刑逼供，反铐他双手，逼他签字，逼他承认莫须有“罪行”最厉害的那几个月，不是爸爸您的坚持，不是您凭着建筑师的洞察力，凭着对一位朋友、一位艺术大家的无限信任，有谁能这么肯定一位相识时已经五十多岁朋友的过往历史呢？在那段最受折磨的日子里，义父说他清楚地记得就是那天，盼啊盼，比平时晚了好些时候，东西才送到，看着我替他缝的衣服上歪歪斜斜的针脚，终于放下心中的石头，知道大家都活着。他在冤狱的四年多里，我父母没有中断过一次往牢里送东西。

好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义父离开了上海，没多久写信要我去。一年后在您支持下我去了香港，那时哪像如今这样来去方便的，又没视频通话等，真有些生离死别的感觉。您和妈妈当时只能送我到广州，连深圳都上不了。您深深地叹着气，紧紧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让我不要哭。多少多少年后，与学生的访谈中，我才知道，当时您的心中，是怎样地满倘着血啊，您说道，“女儿走了，就像挖走了我心头的一块肉”。亲爱的爸爸，现在我更明白这种感觉了，您走了，我的心彻低碎了。

那年冬天，您漫步开阔广场，小草从石缝间探头，像是听到了莫扎特长笛的呼唤，为初冬带来几分绿。大大小小的石块，灵活有致的台座，您是以思念远方的女儿，您的掌上明珠之情，托起了宋塔，托起了明壁，托起了古树吧？照壁的横、方塔的竖，堑道的曲、水面的阔、草坪的广、方塔的静、“何陋轩”的动，恰如您所爱的巴赫赋格曲，沉着大气、和谐有致、诗意盎然。

那年的冬天，天公作美，大雪封园，为协助策划“冯纪忠和方塔园”展，我拖着脚架，背着相机，抱着手提录像，独自穿梭在皑皑白雪里，巍巍宝塔宁肃，枝头压雪不屈，竹林伏地不折。方塔园里，黑白显明；何陋轩内，时光冉冉，自由的高低弧墙，优雅地各安其职，未失个性。空间与光影，随着时间流逝默默转动，松江旧民居沉重的庑殿顶的变奏， 缓缓漂浮、升华。我的“意”，融入于自然，相忘于静寂。

亲爱的爸爸，冬天又来了。义父走了、您走了、妈妈也走了。什么时候再能像往时一样与你们喝一杯酒，听您说一段古、念一首诗、唱一首曲、赏一幅画呢？

人生中的眩丽不再，只留下凝重的墨色了。

                                                                                                                             冯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