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的诞生

冯纪忠先生

2001年7月，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了。

在发展最快的地方，规划的作用尤为突出，上海得以成为主办城市。

因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专业，同济大学得以成为主办院校。

目前，全球共有800多所院校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但在40多年前的1956年，世界上只有四五个国家开设了这个专业。就在这一年，冯纪忠和金经昌教授在同济大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专业。

现年86岁的冯老先生是天华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首席顾问。每周，他还都会定时去参加工程设计讨论会。他的回忆就从他这里的办公室里开始——

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专业

1947年，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首先在国内开设了“都市规划”课；

l950年，冯纪忠、金经昌等教授共同倡议土木系高年级开设市政课；

1952年，院系调整，华东地区十几所院校的土建系科集中到同济大学，在建筑系内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教研室，创办了培养城市规划方向的专业——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

1956年，同济大学的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正式定各为“城市规划专业”，这是国内最旱的城市规划专业。

记：冯先生，l956年同济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在此之前，您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冯：规划这么早作为专业，并不是从1956年才开始的——l956年是正式定名。

我在奥地利读书时受规划的老师影响很大。在当时的课程里，不光是规划的老师，连设计的老师也都讲规划的东西。规划和建筑是不能分的，这个思想对我的影响很深刻，不像老的古典主义的讲法，建筑就是建筑，根本不提规划。后来是提了CamilloSitte，有人认为那已经是规划了，但我认为那顶多是个广场，大厦群，还没到规划，规划就是个全面的规划，规划里面要讲道路系统问题、给排水问题，还应该有艺术问题。

当然，我念书时，老师在课堂上讲不了多少，有一些住宅区布置一类的课程，等于练习，算不上规划，但它的思想是现代的，老师虽然也是搞设计的，但有规划思想。

我的老师们的有些建筑作品是现代的。例如Theiss教授30年代初在维也纳中心区设计的Hochhaus，已经可说是不可多得的现代的范例。这就跟古典主义不同了，这实际上是与Bauhaus一致的。

其实Bauhaus不等于现代建筑学。当时，一股潮流遍及德、奥、瑞士、荷、捷、法、意、芬、瑞典，在中欧及其外延，但代表是Bauhaus。其间首功应归Gropius，虽然他风采不如柯布，缜密不如密斯，但凝聚是他，若论源流，那么由Wagner而Behrens而Gropius，根在维也纳。至于现代建筑学的标志，那是CIAM。这些可是我“不求甚解”简化了。

我回国后，在l947年应邀到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同时在同济兼着课，一两周回上海一次。

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46年底回国，到了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他和程世抚、钟耀华等完成了上海规划总图一稿，这个方案是国内最早的有板有眼的现代规划。

可惜南京力量比较薄弱，我只做了南京房屋、遗存、绿化等的调查分析，就回上海了，任同济大学教授兼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解放后，我由于承接到设计任务，办起了建筑师事务所。后来，估量业务的发展也应该包括城市规划设计我就和合伙工程师商量扩大合伙或联合一些事务所。

于是，我约了老同学以及我见过面的，觉得合适的人开了会，其中有黄作燊、居培荪、尤祥澜等。我和黄还特别谈到事务所怎样培养后进，怎样提升分配等。

后来没成，是因为“三反”“五反”了。所以，这也都算是城规要有专业的思想的部分前奏吧。

大战后，现代城市规划的标志性方案——伦敦规划和华沙规划出现了。而国内那时候的规划思想就是开几条像样的马路，搞个分区什么的，这仅仅是规划的一个侧面。

真正的规划应该要有一个全面的思想。城市规划不是建筑师加点佐料就能做的，城市规划要从一年级开始就培养学生逐步具有现代规划的思想，这样的规划师才行。我就不赞成以前有的建筑学专业，到三年级甚至四年加两课规划，这就算能搞规划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他的脑子里头的基础不是规划。

l987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海外荣誉院士授奖会上我曾讲过，城规教育不要吃盖浇饭，要吃什锦炒饭(Risoto)，就是说如果建筑好比底下的白饭，上面来那么薄薄地一层盖浇，这种规划不行，规划一定是要融合吃的。当时有位和我一块儿参加授奖的丹麦同行说“你很幽默，很形象化，我懂得”。

我们在l956年之前，就是以这种想法，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城建与经营专业。院系调整后的几年，我在规划教研组。l955年毕业的那个班是金经昌、李德华、邓述平、董鉴泓也和我成天泡出来的，毕业设计也是我和学生们到兰州喝着打矾澄清的黄河水进行的。

1956时任系主任，所以在全国建筑教学计划会上，自然由我出面建议成立专业。记得当时的争取是颇为艰辛的，后来很晚才有其他的学校跟上来。

同济这个城规专业正式定名成立时，世界上也不过只有四五个国家开设了这个专业。再说，认知现代规划和认识成立专业的必要，还不是一回事。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领先的。

现在规划专业的发展相当快，据说按在同济大学召开的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统计，有人计算下一次再轮到同济开这个大会要一千年之后了(笑)。后来不久，无端把城规专业调出建筑系，l963年才又划回，真是一惊一喜都上心头。正因为建筑与城规天生合则两利，80年代初我还有意识地连续六年选择旧区改建为题指导毕业设计。

时代不同了，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说人有肌肤、筋骨、气血。城规的筋骨是总图，抓住总图，内聚外延，小大由之，不僵不浮，虚实相生。

建筑空间设计原理

冯纪忠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师、规划师

记：冯纪忠先生，您在60年代时提出了一个建筑空间设计原理，并在教学上进行了应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冯：在建筑创作里，空间应该是我们最关心的。因为各种建筑的主题不同，设计工作的主次也不同，但它都是凝聚在一个空间问题上来归类的。所以，各种空间的建筑，各种不同的思考的次序，跟不同专业的结合，就是在设计时要考虑的问题。那时TimeSpaceArchitecture(时空建筑)基础已经有了，只是国内还没有真正接受。那是认识论问题。而空间设计原理是方法论，当然就更不会被接受了，我现在才明白。

在教学上的实现，是从一年级二年级都安排好，给每个年级讲什么原理，设计就搞什么。在这以前，是根据一个个类型讲的：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剧院、体育馆……，不能举一反三，里头没有什么共通的东西，更没有条件谈到艺术，这才是过时的功能主义。

理性的浪漫、诗意的现实

记：您常常讲建筑要“理性的浪漫、诗意的现实”，这该怎么理解？

冯：我的设计老实讲实在是太少了，在设计创意上也没有什么得意的东西，很惭愧。方塔园、何陋轩算是勉强可以代表我的。

我的最好的、旺盛的时候，我想怎么做我可以做得好，但现在叫我或许不一定能做得好了，不过我还是要做的。

我现在在这里作顾问，不是挂个名，我还是想真的做点事情。

建筑是一门艺术，艺术一定是个人的，通过个人映射出社会，表现出时代。如果个人不存在，你还谈什么艺术啊？所以艺术永远是个人的。这个个人可能扩大，因为有几个人大家是合得来的。那就变成一个个人了；但是这个不能太多，也不会太多。比方像合作国画《岁寒三友图》，可看的有几幅？

建筑也是这样，它有很强的工程方面的，但它也有个人的那部分。所以我所憧憬的是理性的浪漫，诗意的现实。建筑比其他的艺术都难。

别的艺术，你尽管个人化好了，尽管不被接受，我的成品还是出来了。

建筑一方面不能超越物质那一部分，另外也不能超越社会不接受的那部分；而图纸与成品接受、不接受又是不一样的，建筑就难在这里。

可是，不管什么限制都是能动的，固定是相对的。设计过程是“挑战”问题的出现、回应、选取、突破、游离、凝聚、明朗、逐步深化。所以好的设计往往又是集思广益的成果，即所谓Brainstorming(头脑风暴)运用的得法。至于实现，那就仍然不是这个层次可以决定的了。

为了明确什么是现代建筑

冯纪忠先生出身官宦之家，小学、初中是南洋模范，高中、大学都是在圣约翰读的，他的古文底子好，也喜欢读诗，写过诗评。2000年冯先生回国时曾在同济大学作过一场题为“门外谈”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多首古诗！从多角度论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谈了自己的体会感受，最后还谈到意象、意境在设计中的应用。

记：中国的现代建筑是从您这一代人开始的，那您读书的时候是怎么想到学建筑的？

冯：我从小非常喜欢画画。我的家庭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但是，在当时中国，一般只知土木，对“建筑”二字是很陌生的，只有南京中大有个建筑系。我在圣约翰大学读的土木工程，读了一年半后，开始学习德语，准备出国，后来去了维也纳，在那里即开始学建筑了。

我的想法是要在外面多学些东西，回来做些实事。那时圣约翰，只有士木，国人对建筑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我想要做的就是明确建筑，怎样才是真正的现代建筑。

（本文原刊载于《设计新潮》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