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登琨艳

台湾著名建筑师登琨艳和上海旧工业遗迹已浑然不可分。他曾在苏州河边上租下了一个老货仓，将之改造成设计公司，因此获得“联合国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登琨艳最新的都市空间改造实验地是杨树浦路2200号的上海电机辅机厂，这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23年在亚洲建立的第一大工厂。在这里，登琨艳重又开始了他都市记忆再续的步伐。在与同济大学教授黄昌勇的对话中，他述说了自己的英雄梦想。 

何谓包豪斯 
　　包豪斯（由德文“建筑”和“房子”二词合缀而成）是建筑师格罗庇乌斯于20世纪20－30年代在德国建立的一个现代艺术教育学校，是现代建筑史、工业设计史和艺术史、艺术设计教育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对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关键影响。包豪斯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一、设计中强调自由创造，反对模仿因袭；二、将手工艺同机器生产结合起来；三、强调各类艺术之间的交流融合；四、学生既有动手能力，又有理论素养；五、将学校教育同社会生产挂钩。包豪斯的出现，是现代工业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后来包豪斯大批人员移居美国，催生出战后美国版本的现代主义风格。 
　　在上海，工业建筑遗产也需保护 
　　问：登先生，您以很大的风险承租下这片旧厂房，投身于这个名为“大杨浦的旧厂房再生计划”，目标是什么？ 
　　登琨艳（以下称登）：我现在有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因为苏州河的基础，我有机会去告诉别人，在上海不是只有外滩和淮海路的老房子，还有另外一种古建筑也需要保护，就是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 

这里有15公里长的工业园区，是中国上个世纪工业文明的基地、摇篮。中国的第一个灯泡、第一块肥皂、第一个染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先进的高新产业都集中在这里。但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没落的地区，变得灰头土脸。但这并不表示它不好，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还有这么大规模的老的工业园区，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它位于上海这么中心的位置，距离外滩只有7公里，距人民广场只有9公里，那就等于说是在市中心了。我们不能想象，在市中心里还有绵延15公里的旧工业园区，这是很珍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它是很雄伟的不可多得的环境景观。 
　　现在有很多学者呼吁着要保护，但政府没有能力去保护，特别是像这种非古迹建筑，政府往往缺乏眼光去保护。让我去说服一个商人来投资这里，那也是免谈，因为商人马上要看到回报。那我就用自己的资产来投资，以身作则，做给你看。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而且我到了这个年纪，它已成为我应该做的事情了。 
　　高新产业已成夕阳产业 
　　问：您把这里叫做“滨江创意产业园区”，以后的产业定位主要是创意产业？ 
　　登：对，这也是我把这片厂房保留下来希望做的事，也是我的第二个是目标，保护下来发展创意产业。它已经是一个没落的地方了，从传统工业再升级为高新产业也不过如此，而现在的高新产业已经变成第二个夕阳产业了。所有的手机、录音笔、MP3在购买三个月内就会被淘汰，一个比一个新，所以高新技术就是今天它是最先进的，明天就会有更好的去替代它。我一向不做第一的事情，只有唯一的，才是不能被取代的。 
　　什么是创意？比方说这是一个陶瓷做的杯子，售价5块钱；而另一个是一次性杯子，售价5毛钱。从经济利益上说，很有可能是5块钱的杯子比5毛钱的一次性杯子多，因为创意在这里是无法计价的，它不是量，而是无形的东西，也许它的结果会是有形的，但它还是个无形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要找那么多年轻的，漂亮的人帮忙推广，就如同一瓶纯净水贴上了王力宏就能多卖很多，这就是广告创意的行销方法。 
　　我们只在这里做设计，交易、生产都是在其它地方进行。我们的目标是卖到国外去，而不以赚国内人的钱为目标。现在创意产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盗版，而版权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到国外去去赚外国人的钱，我认为那是最安全的。 
　　我们要把一群优秀的人集中到一起，包括工业设计、服装设计、音像、软件、建筑、家具、媒体广告，把国外优秀的团队带进来。今天的中国拥有很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才可以和西方国家竞争，如果我们今天的工资翻一倍那就会失去竞争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创意，而变成了一种代工的方式，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我们是全世界的奴隶。因此在国家的规划中应该让一部分人来做创意，自己设计自己加工，20年后创意品牌就成为可能。当然，要出一个好的设计师需要很长时间，但如果现在不去做的话，那永远只能做世界的奴隶。 

我们的目标是卖到国外去，而不以赚国内人的钱为目标

最大心愿是创办设计学院 
　　问：除了保护工业建筑遗产和发展创意产业，那您的第三个目标是什么？ 
　　登：将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下来发展创意产业，然后就是要培养人才了，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创办一个学校，给很多有创意天分的人一个学习的机会。国内的教育大都是填鸭式的。一个有创意天分的小孩一般都有特殊的取向，他可能会不愿意去学有些课程，比方化学物理。但他的脑筋异想天开。可是这样的小孩到了心智快要成熟的初中二、三年级的时候，已经知道考不上好的高中，被排斥于主流社会教育之外，然后他就会变成工人。尽管还有很多优秀的人考上了好的高中，但在考大学的时候他想考的专业考不上，考进了在国内不流行的专业，而且很多学校还不能转系，就一个脑瓜念到底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提供一个空间让年轻人有机会来拜师学艺。我们创办了一个不是学校的学校。我们起名为非学校，因为它不是一个学校却在做教育工作，采取一种比较具有实战经验的教育方式，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但必须有人肯收留你。这里是一个平台，人们自然走到一起。也许你原来到这里不是搞服装的，但你后来开始做服装了。比如我本来是学农的，但后来却走向了建筑。 
　　80年前，有一个人叫格罗庇乌斯，他和我的角色一样，都是建筑师。他有一个建筑的梦想，然后他跑到德国一个叫魏玛的地方小城镇。在那里他说服别人把一个破工厂给他，然后他开始办教育。一开始几十个学生，然后100多个，到那个学校关门的时候大概有300多个，最后成为建筑师的就有10来名。那你认为他没有成功吗？那个学校叫包豪斯。他没有钱去请老师，他就去说服那些古里古怪的人，包括画家、工艺家、神学家、哲学家、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他的目标是办建筑教育，但他不开建筑课程，却开陶瓷课、纺织课、造型美术课这些和传统的建筑课。现代主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由一个建筑师开始的。 
　　这个学校的学生被希特勒轰出门，然后到了美国，一部分进了哈佛大学，另一部分进入了耶鲁大学，还有一些则到了职业界。就是这些人创造了美国的现代主义，所以现代主义的产生是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我的目标就是做一个中国式的包豪斯。 
　　打开创意的“第三只眼” 
　　问：您对目前上海的创意产业的现状有何评述？ 

登：当前政府把苏州河、莫干山路、八号桥、泰康路等产业园区都叫做创意产业园区，我认为它只是一个创意的空间，还不是创意产业。把工厂的一个空间的属性转型成为一个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地方，严格来说只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空间而已。那些人在卖画框、卖围巾，在做小买卖，严格来说只能是第二代的夫妻老婆店。你去那里定做一件旗袍，这个也不是什么创意产业，而是一种高级劳力而已。 

　　当然在这些园区里是有几个有创意的工作室，但是不能说成是创意产业园。我们要把这个概念弄清楚，所有我们找来的入驻的人都是有创意的人，而不是来做买卖的或者是开夫妻老婆店的。他们都是在各个领域里做得很好的人，再以他们来带领下一代人。虽然没能在这里看到什么成果，但是已有的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政府已经决定保护这个工业区了，还提出了创意产业园区，甚至成立了创意产业部门。 
　　那我的未来到底有多大？创意它本来就没有对不对，它是一个空间啊，变成了另外一种价值，变成政府都要重视和保护的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的保护体现了上海的进步，意识到要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升级文化产业，而并非只是科教兴市。 
　　总有些人是有“第三眼”的，当他打开的时候影响力是很大的，就像我一样现在不断去说服别人，告诉他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在你们看来好像还没有成果，所以我怕的是你们急于要看到成果，在你们写报告的时候可以说“请给我们30年”。我的师傅花了30年才把我打造成这样的人，到了美国一样很光彩。 
　　问：那么打开后的“第三只眼睛”后所看到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登：我年轻的时候流浪过。当时，我在台湾还想去看看很多其他地方。所以我的师傅就放我走，让我去欧洲流浪了两年。直到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以后，我才知道不是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名声很大，但我却跑到大陆。因为我看到了内心深处最原始的问题，我是个中国人，但却像个半吊子。我学习中国文化，但却是从台湾学习来的。我可以想象李白诗中月亮挂在天空的情景，可是如果你不身临其景的话，那终归是在想象。 
　　如果我拿美国或者欧洲的东西来和那里的人竞争，那是瞎扯，只有拿出自己的东西才行。那我自己的东西在哪里？除了自身天分之外还有就是我最深处的文化的根基。如果不到大陆来，我在台湾再怎么学也只能学到点皮毛，于是就搬到这里。来到大陆以后，我发现拿什么东西和国外去竞争呢？难道要复制盗版？不能这样，而是要考虑怎样拿出民族的力量来和世界竞争。我们的民族不是很差的，起码在3000年前已经有了不得了的文明了。周朝、汉、唐甚至到明朝我们都不得了。这就是我在打开第三眼之后发现了自身的力量所在。我认为我的力量还是在母源文化。 

上海旧工业遗迹已浑然不可分

问：如何评价自己为保护黄浦江岸旧工厂而做的很多工作，甚至有时是孤注一掷的行动？ 
　　登：我坐在这里就有一种磁吸力。我坐在这里很多人就会来听我说话了。有人今天听了觉得没有道理，但哪一天觉得有道理了，也许是10年8年之后，那不就有用了吗？所以，必须还是要有我们这样的人去说。这样人们才会醒过来，才能让人知道人文的重要性。人文和科技较劲的话搞不好人文会战胜科技。一个包豪斯有多少的力量简直无法想象。你会发现80年之后他越来越光彩。他只不过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建筑师而已。当时没有人听得懂他，而我现在就做和他一样的事情。那个保护黄浦江边上的工业建筑遗产的信息是我发出去的，创意产业也是我发出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比当年的包豪斯校长还要厉害了。因为当时没有网络，当时他又没有我的名声那么大。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我只要帮几个年轻人打开第三眼，让他们想清楚创意产业才是国家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路那就不得了了。我已经让领导知道了创意产业的重要性。所以我倾家荡产到一切归零，可是如果中国因为我而完成这两件事情，甚至是三件事——就是那个学校，就算我到纽约做一个苦难的艺术者，我想我的一生也已经够本了。 
　　问：我们看到在园区里，你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不少漂亮而独特的设计，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说您的原则是什么？ 
　　登：文化是一个百年的词语。一个东西能再用为什么你还要再改变呢？能再用的话你就让它继续持续下去吧。这是记忆再生，我利用了工业建筑原来的东西。还有一种方式叫原象封冻，它有它保留下来的价值，若是不懂的人就会去改变它。如果它已经落后了，不符合这个时代了，那我们就要去调整它，但要留下它原来的记忆。这个记忆是多方面的：具象的、抽象的、可见的、不可见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虽然历史已经模糊了，但把它再加以利用，赋予它新的力量。 
　　我上海的家在一个红楼里，一百多年了，破破旧旧，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可是它却被法国人选为中国最有品位的住宅。照理来说我是个建筑师应该把家里设计很好，但我觉得家里如果设计过了就等于是没设计，就像真正的美女是不用化妆的。 
　　人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它是人和文化的记忆，是会传承的东西。这个过程你是看不见的。不管如何压制人文，但总是压不倒的。当压制的行为过去之后它们又会从很深的地方冒出来。以前不讲礼貌，现在又开始讲礼貌了，讲什么都要尊重别人。我们要在父母百年之后去祭祀，要尊重自己的祖先，就像现在我们不注重的东西以后又会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