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最要补的就是改善人居环境

左娟：总体评价下，中国人居60年，人居环境改变的成绩如何？

陈可石：我说得直接点，中国人居环境的改善是我们建国60周年最需要补足的，不然会影响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回头看我们改革开放的30年，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上，我们失误太多，付出的代价太大。我们应当有勇气正视这个现实，并提出批评。有时我会想这种代价之大会让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无法承受。问题首先出在高等教育上，高校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等专业，总体思想是把城市当成市政工程，而不是人居环境。然后是我们现行规划体制的问题，利益集团对利益的追求超过了规划设计对城市的责任。有人说：“什么时候规划院和规划局脱钩了，我们城市的规划就有了希望。”没有人对那些低水平的规划设计方案提出批评。很可惜现在我们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规划设计体制上，缺乏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意识。而现在我们城市化最大的低效率就在于不断地犯错误，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从高等教育、规划体制、学术界三个方面进行大反思。

左娟：您之前提到了城市规划总设计师制。

陈可石：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理念，而我们的城市发展至今，很多城市都没有统一语言，风格上、色彩上、方便程度上都支离破碎。在这种现状下，我认为尽快确立总设计师制是挽救中国人居环境的重要方式，欧洲的每个城市无论大小都有一个总设计师，我现在也在推广这个理念。中国人居要改善、要发展，需要走上智慧道路，实现精明发展。

深圳城市化的经济基础强大，但缺文化

左娟：人口越来越集中到大城市居住，高房价、高居住密度、高交通成本等问题凸显，这在城市规划环节有无解决或缓解的办法？

陈可石：城市化的理想是什么？就是追求人生活在城市的幸福感，而为了这点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城市规划：一是健康的城市经济。我们要建特大型城市，因为这样才具备更多的机会，我认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发展几个三四千万人口的城市很有必要的。二是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容量和景观。不管现有的经济发达程度怎样，一定要走绿色城市的道路，不能还期望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城市的高速发展，而要处处考虑生态环保和尊重自然的理念。三是文化。文化才是城市的灵魂，是真正可持续的。经济、环境、文化，这三者在城市化中是金字塔型的，文化在最顶端，经济是基础。例如深圳的城市化，很重视经济，在国内城市中算是好的，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文化，城市规划如何体现文化特色、建筑风格如何彰显城市品位等。我正在考虑向深圳市政府提案筹建“北京大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这个城市必须要有一个可容纳2万设计人才的设计学院才能支撑起设计之都的发展。

左娟：曾有报道您在成都以伦敦为蓝本谈到“多中心、小组团、以辅道交通为主体的城市综合体模式”的理想化城市，提到“发现过去中国城市规划的很多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能展开谈谈吗？错误体现在哪里？对人居环境有何影响？

（图片来源：互联网）

陈可石：中国的城市规划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直到现在还没有认真总结过。我们的规划理念是陈旧的，因为基础是计划经济，城市规划从交通和市政建设开始的，城市建设就是土地利用的结果，而不是我刚刚描述的城市化的理想―――经济、环境和文化结合统一，我们应当把城市规划设计当做全体市民最智慧的选择。

左娟：现在的城市规划还是追求平均容积率。

陈可石：平均容积率的考量标准，让城市建设就像摊大饼，确定一个中心以后二环、三环、四环一直这样蜘蛛网式地扩散开去，城市的很多功能过分交叉重叠，中心城区人口高密、交通拥堵。这样的城市，还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外经验，现在却还是我们很多城市的实践。应该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多中心、小组团的城市结构，我们的土地有限，我主张城市发展高容积率的城市综合体。对于亚洲人口密集的城市，应当发展以高层、超高层为核心的城市综合体。与深圳相邻的香港就是最值得学习的成功例子。

左娟：您在以往多个城市的专题演讲中表达过对伦敦模式的赞誉。

陈可石：城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城市化并不等于全部钢筋水泥、摩天大楼，城乡的结合很重要。伦敦的发展哲学建立在霍华德《明日的城市》之上，是由上千个“村庄”组合在一起的大都市，各组团之间靠绿地和轨道交通联系。注意，那里的村庄并不是像我们很多城市这样的城中村，绿地也不是我们这样纯粹绿化用的花草树木，而是有山有水有田园，农家乐就在城市中，农民变成园丁。这点上，我认为国内城市中杭州和成都实践得最好。如在城市中保留农田“契型绿地”的做法，值得其他城市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