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设计者王澍在美国获奖了，而且得的据说是最权威的普利兹克奖，被视为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一时间又引起许多人的兴奋，尤其是媒体，蜂拥而起，争相报道，连最牛的央视也做了一期专访。有些类似当年刘翔和李娜夺冠的场面。但是与之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王澍，也没有看到过王澍的作品，即使看了也不会了解其中的意义，有些人可能根本就不喜欢。可是既然获奖了，而且是国外的，又很权威，那一定不会错，老外不会胡乱颁奖，尤其这么专业的奖项，一定有其道理。既然人家外国人都认可了，我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王澍作品——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而我则有幸亲眼见识过他的作品，那个校区我几年前就去过不止一次，还在里面一个餐厅用过餐。当时印象就比较深，觉得新颖、别致，尤其是淹映于小山和林木之间的那些并不高大威猛的建筑，既具有中式传统气质，又很有现代感，而且觉着很温馨，与很多僵硬雷同的校园截然不同，与中国美院改造后的那个石块状的老校区也大相径庭。那里很像一个园林，让人感到亲近、惬意，可以把玩、欣赏，或者，在那里可以像一位贵人说的那样静静地思索，“仰望星空”。当时并不知道它的设计者叫王澍，也没想到他如今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此时我又想到了包豪斯。上世纪80年代，我在书店偶然拾到一本评论包豪斯的小书，书名是《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从包豪斯到现代）》，由此第一次知道这个建筑学派，认识了它的教父格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主张彻底改变欧洲传统建筑华丽、矫饰的风格，特别是巴洛克和洛可可式的风格，他认为一切应该简洁、朴素：光秃秃墙壁，钢筋水泥漏在外面，方方正正，内部也不需要装饰。他说以前那些雕梁画栋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奢侈浪费，他要建造适合无产阶级居住的房子，只要纯粹的居住功能。他甚至与同伴们跑到苏联找了列宁，希望列宁支持他们在苏联建造大批给工人阶级的住宅。但是遭到了冷遇，因为列宁不同意他们那种虚无主义的建筑理念。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列宁的追随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却实践了格罗皮乌斯们的理想，大批大批具有早期包豪斯风格的简易楼房在全中国被建造起来，许多连墙砖都直接裸露在外（今天还可以见到很多这类房子）。在中国，就是梁思成设计的那种大屋顶的房子都被认为过于造作，有封建残余意识，不符合无产阶级的要求。

然而包豪斯学派本身在中国却受到猛烈抨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为苏联建筑学界受列宁影响也批判包豪斯，中国当然跟着做。这不能不说是个讽刺。这两个国家虽然立脚点不一致，都指责包豪斯是资产阶级。

格罗皮乌斯等人在德国也受到攻击，希特勒也不喜欢他们。他们后来纷纷移居美国，在那个包容性极强的新大陆里，格罗皮乌斯等人才获得了真正的发展空间，甚至成为美国的主流学派，影响极大，并逐渐繁衍至全世界。不过此时包豪斯风格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采用了许多现代技术作为装饰手段，比如玻璃幕墙，钢铁廊柱等等。格罗皮乌斯初期的理想早已改头换面，他的学生们的现代主义风格甚至有时比古典更繁琐复杂。

这更能说明建筑不能仅仅具有使用功能，它还必须有一定的审美意味，就像服装不仅仅是遮体御寒，食品不仅仅是充饥，汽车不仅仅是代步一样。追求美其实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东西，无论再怎么适用，如果不能给人以美德感受，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欣赏和接受。

而中国人在大肆复制包豪斯早期风格的同时，所有建筑审美理念都被排斥了，包括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也被视为封建意识，梁思成遭到严厉批判，建筑学变成了纯粹的技术专业。因此几十年来，中国国内真正的建筑学家也只有梁思成一人，其他不过是一些技术工作者。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一些受到西方影响的建筑学家开始在中国大陆展现各自的风格和审美趣味。但是，由于急功近利，或者说城市化进程速度太快，近年来中国建筑界又是模仿成风，大多模仿国外的几种风格，有的也做了一些修饰，例如加了古罗马或巴洛克风格的大门及庭院，或者装饰了一些低劣的雕塑，但从整体看来大同小异，尤其是住宅，结果是千城一面，万户一色，使人经常分不清身在何处。

建筑物似乎真的只剩下了使用功能，就像最近很多人说的:房子只是用来住人的，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没有其他贡献。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舒适、生态、或节能方面多费心思，更无需考虑文化及审美因素，一句话，房子就是个窝，能把人安顿进去就行。我们也不过就是一类动物，在居住需求方面与猫狗甚至蜜蜂蚂蚁没有多大区别，只要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居所就行。

建筑物似乎真的只剩下了使用功能，就像最近很多人说的:房子只是用来住人的

早年对包豪斯偷偷的借鉴是因为穷，近来的模仿似乎也是由于缺钱，但其实都是利益驱动，无论合理与不合理。

在欧美，建筑设计费是很高的，有7％，而中国只有2％左右，很多开发机构，无论商用还是公共事业，在设计方面只愿意支付很少的费用，最好不花钱。他们鼓励模仿抄袭，反正国人也不讲究，能住就好了。

但是以后怎么办，几十年一百年以后怎么办，后人看不顺眼怎么办？那只有拆了重建。我们千百年来不就是一再如此的么，我们拼命吹捧宣扬的古宅，有多少还能住的舒适安稳？即使能住人的，还能保存多久？而且，那么潮湿阴暗，封闭性那么差，除非没处可去，谁还愿意在那里久居？

古代留下的房子，除了极少数宦官人家的大宅，哪个还能让今天的新婚小夫妻看得上眼的。就连紫禁城里的嫔妃后宫，如不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也没有人愿意在那里安家落户。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民宅大多不堪居住，最多只有游玩欣赏的价值，那也是因为存留不多，物以稀为贵。中国自古以来造房子一直不很讲究，住的也很简陋，床也如此，桌椅也如此，都是硬帮帮，直统统。不要说电器，如今房子里好一点的东西，什么沙发、席梦思、抽水马桶、浴缸、洗手池，等等，没有一样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就连南方人的传世之作棕绑床，也被丢弃了。这很可惜，但也很无奈，毕竟比不上席梦思舒适。

有人会说今天已经大不相同了，今天的房子结实牢固，外观也不错了，可以满足了。这种观念貌似有理，但是思维方式依然没变，那就是只考虑眼前一时之需，不管将来后人如何。

不过，话又说回来，古人的房子虽不结实封密，舒适度不高，却有审美的追求。古人建造房屋充分利用地域特点优势，考虑周围自然环境因素，因此特色鲜明，各有其趣。例如江南的白墙黑瓦，与户外黛色山水浑然一体；云南广西的吊脚楼契合当地的茂密山林；北方的四合院也十分符合那里的气候环境，尤其到了严冬腊月，北风呼啸时呆在院子里会感到舒适安稳。而且，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构成一幅幅独特的风景画卷，使人感到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审美意味。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今天人们才愿意保留这些建筑，虽然它们的使用功能已不太适合现代人的要求。很多人都愿意在闲暇时到那些地方休憩游走，人们已经把那些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体，本身它们就彼此契合，仿佛天造地设。

然而今天我们建造的房子却只注重实用功能，只是盲目地模仿，而且一味地简单复制，无论南北东西，无论平原山川，无论大城小镇。有的房产商甚至只顾自身名利和品牌需要，把在一个城市成功的形式结构推广到全国各地，完全不管人文环境和气候地理之差异。规划审批者以及购房人也都把房子当成日用品一样，只认品牌商号，丝毫不考虑文化品味。这样更助长了模仿复制风气，城市也就丧失了自己的风格特色。结果，我们不仅比不上古人，肯定也将愧对于后人。

今天，不仅普通人到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再会有陌生新鲜感觉，就连政府官员调任也会觉不出异样，因为一样的办公楼，一样的装饰设施，一样的酒店宾馆，甚至一样的饭菜，你还能感到身在他乡？有一次我从上海去北京，在上海乘地铁前往火车站，在地铁里看到一些广告，到了北京又乘地铁，又在同样的车厢同样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同样的广告，令我惊讶不已，觉得好像并没有离开上海。

现在人类的文明变得如此单一狭隘雷同

现在人类的文明变得如此单一狭隘雷同，经过几百年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竟然得到如此结果，令人禁不住悲哀起来。就像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由此而言，王澍的获奖其意义显然非同一般。王澍属于那些仍然追寻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的审美意味的少数建筑学家，他的作品你不一定喜欢，但一定会有感觉，会引起你的品和思考。

普利兹克奖评委对他作品的评价是：“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这其实是说王澍在追求现代感的同时，也注入了许多历史元素。这个评价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很多人都在这么做，而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是我们国家始终在强调的，但是为什么唯独王澍引得世界建筑学界的如此看重？仅以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来说，它很像江南传统民居，同样的色调，同样的材料，但是又给人全新的感受，因为很多细节，以及处理方式，完全是现代的，而且铭刻着鲜明的个性化审美趣味，又与周围自然环境十分融洽，从中可以看出其独具的匠心。所以，有些理论说起来很容易，真正要实践起来就难了。那需要牺牲很多利益，从而有充足的时间仔细地观察，认真地思考，长久地琢磨。

包豪斯是现代建筑学的开拓者，使建筑像时装一样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性，但是它的早期理念给人们留下偷懒的借口，过分注重功能性也会使人忘却审美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面对那些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粗制滥造的钢筋水泥庞然大物，谁还会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凝固的诗歌”？

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王澍，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是否愿意付出足够的金钱、热忱和勇气，牺牲一些暂时的利益和需求来支持他们呢？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快餐盛行的时代，我对此并不乐观。因此，现在的王澍热也只不过是媒体吸引眼球的一种时髦，可能很快就会被大众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