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技术，后民意

“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南方周末：新加坡有一套法律法规体系，确保规划法制化，但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比较缺乏。而你却总是强调规划技术的重要性，究竟该怎么看待法规体系与技术重要性的问题？

刘太格：这是东西方很大的分歧。很多中国规划师问我新加坡的规划是怎么管的，其实这方面的法规文件随时可以买到，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我劝中国不要像新加坡这么严，因为中国的很多规划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西方的城市是要从瘦变胖，而东方的城市则是要重造一个人。这种技术从哪里来？城市骨架哪里来？血脉怎么放上去？因此我一直强调，规划技术对于亚洲城市非常重要。就像一辆汽车，内部的机件和技术是基础，外面的包装就是艺术文化，外面包装再好，里面是假的、烂的，怎么行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仅需要规划的哲学家，还要规划的技术工匠。

南方周末：可是难道不正是因为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才导致不尊重专家意见、忽略民意吗？

刘太格：东方城市的发展进度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城市在十九、二十世纪已经成熟了，他们的问题是怎么进一步优化环境，因此没有速度和密度的压力。他们可以花时间谈民意，谈5年也没有问题。所以他可以说城市建设要重视历史文化和民权。新加坡当初如果也这么做，就不会有今天。

南方周末：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媒体，和你的想法可不一样。

刘太格：西方人不同意，媒体不同意，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也不同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逆水行舟。到底哪些对中国最重要？哪些可以放缓处理？我觉得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有问题，回来什么都担忧，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留学生越多，这就越成问题。

南方周末：如果是你，怎么帮他们做决定？

刘太格：先谈技术，后谈民意。

我接触到的中国规划师，他们很懂中国的规则。他们把民意放在一边，和市长沟通好就行。民意有两种，一种是当前人民和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民意会议上听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会议上谈的是另一种民意，就是个人利益。

我当建屋局长时，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公共交通车站，请你设立一个，不过千万不要放在我的门口。民意就是这样。目前新加坡征集民意，基本不是一般的民意，而是相关社团的，他们往往比较理智，收集的资料比较多，而且有宏观的思路。除此之外，我们也做方案展览，期限是几周，任何市民都可以去看而且可以书面提供意见。民意不是大礼堂闹一闹，而是有序的。在规划公示前，规划师要了解社会存在的真实问题，这个是更有意义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