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很多规划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有问题，回来什么都担忧，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留学生越多，这就越成问题。”

 “10年前，许多人来新加坡都跟我说：‘你们太可怜，城市太枯燥。’我当时就说，不要听他们的，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

 “民意有两种，一种是当前人民和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民意会议上听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会议上谈的是另一种民意，就是个人利益。”

 如今的中国就是个大工地。对于正在改造、更新中的中国城市来说，如何在政府、规划、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极难求解的问题。

但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看来，一个现成的成功案例就放在那里——新加坡，这个上世纪70年代还凌乱不堪的小国，现在已经被称为“花园城市”。

刘太格可以说是新加坡经验的典型代表。他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又是中国众多地区和城市的规划顾问，这恰恰说明，新加坡以及刘太格的规划思想已经被中国相当一部分官员所接纳。

刘太格说他的优势在于既了解西方，又了解东方，因而深深地懂得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究竟什么最重要。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先生（图片来源：百度）

政府理应承担更多责任

“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中国的很多官员到新加坡来学习城市规划和管理经验，在你看来，新加坡的这种成功有什么特殊之处？

刘太格：在规划方面，新加坡政府是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把规划做得很细，甚至每个地块的红线、容积率、高度控制、进出口都有规划。这种做法和西方、和中国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把地块规划做得这么细，就是不民主。在西方每个项目都要协商立场，他们甚至根本不同意要有规划。撒切尔夫人一上任就取消了所有的规划，当然现在又恢复了，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规划就没有办法控制环境、没有办法将城市梳理得比较协调和高效率。

我做过一个比喻，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而如果是亚洲人，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新加坡是亚洲城市，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但新加坡又很侥幸，规划师把规划做得很细，尽量不留争议的余地。但一个规划局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那么细？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新加坡是每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每个项目在报批的时候可以提出规划方案的调整，不过能否调整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一点不像中国。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存在怎样的问题？

刘太格：在中国，首先是规划本身不健全，中国城市规划不过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做规划的人不一定完全理解城市运作是怎么回事。中国最近几十年和欧美人士有来往，可是他们的来往主要是片面的咨询，解决一个个地块的问题，而城市应该是大环境、宏观的处理。我见到中国规划师做的方案，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人们通常认为是政府官员不尊重规划，才会导致规划无法得到执行。你似乎把责任推到了规划师身上？

刘太格：在中国，许多政府官员当然不懂规划，他们对规划的理解是在上任之后边做边学的。关键是中国的很多所谓的规划专家自己对规划专业也不清楚，这怎么跟上司解释呢？他们唯一觉得懂的是建筑设计，于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认为懂的领域，比如色彩、造型，这就变成长官和规划师干预建筑设计。这是不应该的，这样的问题应该让投资商和建筑师来处理。这样做，规划的政策和内容就太粗糙模糊，留下很多漏洞，开发商看到这些漏洞，当然就乘机而入，要求有优越的条件，要求提高地块的利润，利润的重要性自然超过环境。

新加坡虽然规划很详细，但基本不干预建筑设计，只有大概二十多个地块，因为是景观要点、视线走廊，我们要干预设计，但也并非规划师干预、政府干预，而是由当地资深建筑师组织委员会去干预。这是比较科学化的做法，既要干预，又要尊重专家意见，不要政府自己全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