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公安部要求以最高路权为校车提供保障服务”的新闻不约而同地成为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新闻，“最高路权”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日“新闻眼”。
　　其实，在《校车安全条例》意见征求稿中，校车已被赋予了“运载学生时优先通行”、“可以上公交车道行驶”、“停车上下学生禁超越”等三项“特权”，只不过“可以上公交车道行驶”的待遇，没有像公安部这样单独明确罢了。
　　事实上，关于“校车路权”的问题，其实未必如我们想象得那般重要。大多数校车事故发生在农村。数据显示，近5年来，校车事故导致的死亡学生中，74%为农村学生。农村有多少公交车，又有多少公交专用车道？赋予农村校车这方面的路权，显然没有多大实际价值。而追问校车事故发生的根源，“撤点并校”无疑是重要因素所在。为什么会“撤点并校”？无非又是城市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忽视农村现状而制定出来的政策。
　　放眼诸多社会问题，很多解决路径都是局限在“城市人”的思维框架里，用“城市人”的见识来考量当下社会问题，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通病。
　　前些天和老家县城的同学聊天，他说豪华气派的大广场如今在县城里越来越多了，可是人们一谈起大广场，腹诽的多是这样的形象工程花费了城市纳税人多少血汗钱，却很少有人提起它占用了农民多少耕地。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谈及教育改革时常常谈及“特长生”问题，“弹钢琴”算不算特长，争论得沸反盈天，却没人议论“会养猪”算不算特长。《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了，在厘清了城市夫妻双方财产保护的同时，却没有人考虑，这样的解释很可能导致农村妇女“净身出户”。社会治安需要加强了，城市开始布控摄像头而农村村口，连最基本的警务亭都看不到。发达城市中的小夫妻们生育不积极，城市人口开始老龄化了，专家们呼吁放开二胎，却看不到农村有多少“偷生”的孩子还没上户口。空气质量不好了，城市人开始关注PM2.5，而土地的污染其实更严重，农村环境却很难形成公共议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从城市人的角度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更多发生在农村的社会问题反而成了“盲区”。
　　其实，中国的社会问题远远不全是城市问题。遗憾的是，除非单纯的农村问题，否则只要社会问题和城市沾点儿边，哪怕它主要发生在农村，也会演变为“城市问题”，并以城市的思路寻求解决方案。而在“城市人思维”的影响下，把问题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也是常有的事——把污染源从城市搬到边远乡村，就是突出的例证！
　　为什么会如此？这自然和政策制定者多是城里人有关。农村人话语权孱弱，他们的“真知灼见”很难进入政策决策者的视野。久而久之，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似乎都成了城市人的问题，农村渐行渐远。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而事实上农村和城市却越来越“断裂”。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在看待中国社会问题时，不妨“谦逊”地收敛一下“城市人”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