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乱象，是地方财政和政绩相互攀比的结果

当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捆绑到一起后，与地方财政和政绩挂钩的城市化就充满了商业的喧嚣和攀比。从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2003年至2004年，“大规划”曾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显示，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不久“大规划”之风就开始向中小城市蔓延，一些市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经济开发区、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等纷纷上马，一夜间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开发区，此间城市周边大量农田被填平，有的盖了厂房也废弃，有的至今荒芜，在内地城市成功的开发区寮寮可数。

今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以古城西安为例，计划10年内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预计到2020年，都市区总面积将达到9036平方公里，人口由现在的965万增长到1280万。而当城市化“大跃进”之风刮到贫困县时更发人深省。今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要历时10年“建新城”计划被曝光：这个财力只有3000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结果留下了一堆“烂尾楼”…… 在“中国得到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183个准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地级市’，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

城市化就充满了商业的喧嚣和攀比（图片来源：百度）

据了解，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是17.9%，这一数据2009年已经达到了46.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两倍左右。中国社科院7月发表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到2015年将超过50%，城镇人口也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另一数据也说明了高速城市化阶段的到来，今年4月发布的首部《宏观经济蓝皮书》研究表明，“中国将在2013年达到城市化增长率的最高点，此后将在2011-2016年之间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这意味着，接下来几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最为快速的发展阶段。而直至2030年左右，城市化率达到约68%，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步伐才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大拆迁为那般，短命建筑未入住就被拆迁

在城市化“大跃进”的背景下，我们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城中村”现象，这些“城中村”因人口密度高、建筑密度大，道路狭窄拥挤、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日渐成为城市管理者们计划将城市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拌脚石，同时也因为这些“城中村”相对远郊优越的区位土地价值较高，也日渐成为城市管理者们的钱袋子。在这场政府与开发商主导的土地交换中，农民仍然是城市化的利益受损者。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与被拆迁市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又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由于拆迁的利益分配不公，一时间钉子户、暴力拆迁、自焚、拆迁对峙事件时有发生。当然因拆迁一夜巨富的群体也较多，如深圳菜屋围、岗深圳岗厦村河园片改造一次成就了至少十个亿万富翁及20来个亿万家族。城中村改造的“造富运动”推高的拆迁成本，将直接反应在商品房开发的土地成本中，直接推动了房价的上涨。同时这些一夜巨富的拆迁群体，也会带着资金进入楼市，加入炒楼的投资或投机的行列，加剧片区供需的不平衡，再一次助推房价。

大规模的城中村拆迁改造（图片来源：百度）

在大规模的城中村拆迁改造，制造了大量的迁出人口，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特定区域内的供需矛盾，除了增加购房需求外，还大大助推了租赁市场的价格上涨。据核计，大量被拆的城中村建筑平均寿命不到15年。昨天一间新闻让人很无奈：昆明市第二农场已成型经适房遭到部分拆除。2009年10月份拿到经适房建设许可证后，昆明市第二农场的381户职工集资修建的13栋经济适用房动工修建。可一年不到，政府下发拆迁令，13栋经济适用房刚刚搭起框架就面临拆迁的命运。还没有入住，就面临拆迁的命运，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人大短命建筑的代表。

短命建筑大量被拆，在造成巨大资源浪费的同时，也增加了原本以廉价租金得以在城市中心生活的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他们也“被拆迁”，不得不到离城市中心更远的地方租房子，或者花更多的钱租高价的商品房。

中国城市化的出路——缩小城乡建设与居民福利、收入之间的差距

在过去30年中，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规划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付出昂贵代价。这些发展思路都是不可持续的。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求的结果。所谓城市化，是人口流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即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或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人的生存、发展、享受等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城市化的出发点，也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得到了快发展，城市化水平逐渐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才逐渐在原野阡陌中形成了今天城市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已达8亿，只有3亿在城市。为了追赶西方，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政府都是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导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重新起步（图片来源：百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重新起步。初期，是以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规模不大。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初显，农村人口快速进城，形成了壮观的“农民工”群体，但“纯粹是补充城市劳动力的不足”， 他们将青春甚至是生命奉献给了城市，却在城市里没有任何保障。再到2000年后，城乡收入、社保、医疗、教育、基础投入等方面差别越来越大，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到了激化，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的农转非运动。如购房入户、投资入户、重庆今年搞的以土地换城市户口、广东的积分入户等，让部分进城的农村人有条件地分享城市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成果。

简单地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把农村土地变成城市土地，并不等于城市化；这些只是地方政府面对土地财政引起的城市化冲动。真正的城市化要把户籍与转户农民的保障福利联系起来，同时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努力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