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建筑师而言，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的创作实践基本都是在城市中进行。随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和深圳的市区面积飞速膨胀，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必须平衡众多竞争性的要求——需要建造大量新建筑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改善环境设计以及历史遗产保护。一旦其中某一要素发生变化，其他所有要素势必受到影响。若是像上海所做的那样修建新的高速公路和改善城市道路，市政部门就可能在主要街道禁止自行车通行（这正如他们近期所做的）。在设计壮观的摩天大楼的同时，错落有致的老四合院却可能被夷为平地（在北京，这样的事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发生着）。

全国上下，大型起重机和庞大的公告牌宣扬着更深远的恢宏巨变（图片来源：百度）

 在过去几年中，数名观察评论员已经猜测中国令人瞩目的高速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经济泡沫很快将会破裂，建设施工将导致环境恶化，高速开发将危及城市周边区域丰富的社会和历史结构，急功近利将使建筑质量得不到保证。显然，所有这些危险并非危言耸听。但近期，在一些本来应该向人们发出警告的专家们却表露出一丝新的乐观感。

威廉·麦克唐纳（Willlam McDonough,FAIA）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将绿色设计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在谈到中国时相当兴奋。1999年，他帮助建立了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这个中心的两主席之一是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她是自1978年起直至1997年去世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儿。麦克唐纳说：“中国人民是务实的民族，他们知道可持续发展才是发展之路，”他和他的中国机构目前正致力于四项城市设计项目，包括与北朝鲜西北接壤的辽宁省一个可持续的村落，上海南部靠近温岭的一个步行的并从事中转运输的新镇，北京东北地区一个多功能高密度区。麦克唐纳同时也将中国视作为全世界开发节能的太阳能电池的重要成员。“中国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生产者，”麦克唐纳说，“所以一旦你让中国人致力于太阳能电池的开发，你就能让太阳能比煤炭更便宜。”

 凡是在几年前离开而最近又到过中国的人都会注重到各主要城市大的城区建筑正在被拆除。建筑师，前纽约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员安东尼·M·唐（Anthony M,Tung）在编写他的题为《保护世界伟大城市》一书（Clarkson Potter,2001）时曾对北京的情况做过一番调查。当1949年中国政府成立时，这座规划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皇城中的大多数未遭毁的建筑和从16世纪起一直保存下来的城墙基本上完好无损。但在随后的三十年，接受原苏联教育的规划者们拆除了城市中几乎所有的宏伟城墙、护城河和城门，同时修建高速公路和在住宅区兴建工厂。

今天，其中的许多工厂仍在运转，所排放污染物导致酸雨的形成，它们正不断侵蚀紫禁城恢弘的石雕。北京当局摒弃了原苏联的规划策略并于80年代初通过立法在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四周建立了187个开发控制区。理论上，这些规定限制了新的开发项目的高度和范围以便它们不会影响历史遗迹的特色。但实际上，长期以来，对这些控制区的执行并不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