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工程，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仿古建筑，于2008年建成，在今年三四月份被拆除，中间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使用过。这一建一拆，4000万元人民币没了。（据长沙晚报6月14日报道）

这项投入4000万，拆除也花掉了不少银子的工程，效益为零，因为建好三四年没有投入使用。这笔巨大的投资算是打了水漂，用于这项工程的大量资源化为了无有，令人徒生一声叹息！

实事求是地讲，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工程这一“短命建筑”在我国并非特例，无论从投资规模到事件影响力，都只算是我国千千万万“短命建筑”中的普通一员。在“短命建筑”早已司空见惯的今天，小到刚种下的行道树还没长开就拔了重新换树种，大到一大片街区楼房还没入住就要拆除重建，在城市建设、市政建设上，这样大大小小的随意浪费现象在不停地冲击着人们的认知底线。谁都无法视而不见，痛心和心痛纠结着有识者的心灵。

5月11日《中国青年报》引用国家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经说过的话：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同时，我国还是世界上建筑浪费最严重的国家。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能维持25至30年。而美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70多年，英国伦敦建筑的平均寿命更是高达160多年。

大量“短命建筑”出现的背后，是难以承受的巨大成本之痛。

“短命建筑”的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人力成本、财政成本，还有政府公信力成本和民心成本。

“短命建筑”对环境的破坏和伤害是有目共睹的，建的时候要破坏环境：有毁坏林地植被的，有毁坏庄稼的，甚至还要毁坏名胜古迹、历史遗存的；拆的时候还会要破坏环境。

而在这种拆拆建建的过程中，我国对世界资源的胃口越来越大。比如，近年来全球石油的新增需求一半来自中国；铁矿石和主要金属40％左右由中国消耗；水泥和玻璃大约50％由中国消耗。

人力成本和财政成本就不用多说了，“短命建筑”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劳民伤财。

而另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成本――政府公信力成本和民心成本，更是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短命建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城市规划的频繁变更，显示出城市规划的不科学、不严谨、不严格，问题如果只是出在规划人员能力水平的局限性上，人们还是能够原谅和理解。然而，近年来屡屡曝光的规划部门接受开发商贿赂，按开发商的要求肆意变更规划的事实，让善良的人们不再那么单纯：一旦被利益集团牵住了鼻子，城市规划还能做到科学合理、长久有效吗？规划的随意性，失去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规划部门的腐败，失去的是民心！这个成本无疑是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

一边是资源的大量投入，另一边是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和我国倡导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城市建设，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搭积木的游戏。“短命建筑”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承受着巨大的成本之痛。面对一个个浪费巨大的城建工程，我们的问责制度在哪里？

众所周知，官员GDP出政绩的观念根深蒂固，是导致建筑短命的原因之一。既然拆和建都能创造GDP，因此有些官员认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破坏反倒成了创造GDP的突破口，甚至有官员理直气壮地说，要“拆出一个新中国”！这种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拉动GDP的行为，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财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在这拆拆建建中，官员看到了政绩，百姓看到的往往是破坏和拆毁。

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在预防和制止“短命建筑”的出现方面，还缺乏严格的制度性安排，也鲜见严厉的责任追究样本。为了有效预防和制止“短命建筑”出现，真正朝着“两型社会”的目标前进，当务之急是国家相关决策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制度。

一是应出台建筑物的拆除许可制度，应严格规定建筑物的安全使用期限、提前拆毁条件和审批程序，严防“短命建筑”出现。二是要出台产生“短命建筑”的责任追究制度。谁审批谁决定，谁终身负责。违反相关规定，乱拍板、瞎指挥造成损失的，严厉追求其责任。处罚措施必须要有威慑性效果，以儆效尤。

笔者以为，城市建设，始终应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为宗旨，始终应以人民幸福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