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土地城市化是对农民的最后一次剥夺，如果不能扭转这种倾向，亿万农民将彻底变成城市贫民和游民，后果不堪设想。 
　　在巨大的政策和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中国新一波城市化浪潮正蓄势待发。从政策层面来看，城乡统筹是上一阶段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政策的延续。从经济层面看，相比建设消费社会这个长期任务，通过城市化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是一个短平快的过程。

城市化的确需要大量土地（图片来源：美讯在线）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自然而然地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但个别地方却出现以行政手段强制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把农村人口集中起来，形成小城镇；一些地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强制要求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放弃农村户口，强行推进所谓的城乡统筹。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为了增进农民的利益。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关注的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本来是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工程变成以钱(或GDP)为本了。 
　　城市化的确需要大量土地。但土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脱节，就导致很多城市问题，比如城中村。一些原本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因地价暴涨而变得极为富裕。但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富裕只能短暂维持。 
　　农民工是另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如果说城中村群体不具备城市人的技能和技术，那么农民工则是一群没有城市身份的“城市人”——尽管他们在城市劳动和工作，具有在城市的生存能力。 
　　虽然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实行一些农民工转变身份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中国很多大中型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的存在使得中国成为由“农民、农民工和市民”构成的三元社会。农民工这一元处于高度流动状态，亟待城市吸收。尽管不是所有农民工都想被城市所吸收，但政府有责任让那些已经具有城市生存能力的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权。 
　　如果城市化不能做到以人为本，那么城市的“农村化”将不可避免。中国大中型城市的分化越来越严重，不同社会群体的冲突和对立也日益显现。一些城市考虑限制他们认为不符合城市身份的农民工或者外来人口进入，以保持城市的“概念”。这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不同群体整合的失败。 
　　更重要的是，强制性城市化会导致对农民土地的大量剥夺。此前，中国已经有过两波大规模的对农民的剥夺。第一波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需要，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上确立了城乡差异。第二波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这本来应当是个进步，但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却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城乡统筹的有效实施，依赖健全的法律和法规。特别是当前，强制性土地城市化趋势已经显现,一旦形成风气，短时期内将难以控制和改变。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农民的剥夺，亿万农民将彻底变成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和游民，其后果不堪设想。 
　　城市化的核心应当是“以人为本”，也就是保证城市化能将更多农民纳入到正常的城市社会生活中来。这就迫切地需要城市以更公平的方式提供更多公共品，以及适合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就业和培训机会。要保证土地的增值带来人民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只有这样，下一波中国城市化才可能成为一剂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良药。当然这要求中国当前的财政体系，甚至整个经济、政治体制，做出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