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在广州长大，过去30年里常常回到这座城市。当我读到《纽约时报》7月6日一篇关于广州新歌剧院的文章时，激动不已。这座歌剧院的周围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建筑。歌剧院极大地改善了广州市的面貌。报道盛赞它为“几十年内建成的全球最具魅力的歌剧院”。

在选择英国知名建筑师Zaha Hadid设计这座非同凡响的建筑这件事上，广州市政府值得称赞。目睹了这件标志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建筑，我们可以思考并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得出的经验：

其一，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表现最好的，而不是平均水平。少数极富才华的精英推动了经济发展。对旅游而言，中国靠几个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包括黄山和桂林来吸引游客。作为大学城，普林斯顿因最杰出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定居于此而闻名于世。中国20世纪80年代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政策和这种经济发展观如出一辙。政府关于政绩工程的政策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

其二，尽管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也造成了分配不公和公众不满等社会问题。这类问题需要解决。在中国，城镇人口收入的年均增速大约是7.5%，高于农村人口年均收入5.5%的增长速度，这使农村人口大为不满。

其三，分配不公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少数人。政府的高层官员要找到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包括提供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方案，以缩小全社会消费水平上的差距。同时，私人部门中的成功人士和富裕人群也有责任与穷人分享他们的财富。随着经济日渐发达，慈善事业开始在中国出现。

其四，发展的质量参差不齐。就广州歌剧院来说，它没有与之配套的歌剧演出公司，而在发达国家，歌剧院和与之配套的歌剧演出公司是相伴而生的。广州歌剧院演出的质量不高。在建筑质量方面，歌剧院也存在很多问题。就低劣的施工质量而言，7.5万块外墙装饰石材中不少粗制滥造，已经被替换掉了。大堂墙面有些地方的处理极其粗糙，就像是没受过训练、从没拿过泥刀的工人干的活儿。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会同时表达赞叹和失望，近年来我常听到从中国回来的游客这样说。

如果这类大项目的负责人能更多地关注工程质量，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就能得到改善。以广州歌剧院例为例，可以从香港雇佣更有经验的工人来完成施工中难度比较大的部分，可以邀请全球最好的歌剧演出公司常来献艺。当然，这些都要花钱，中国现在不差钱。这种关注质量与成本的平衡策略也适用于中国政府的其他大项目。举例来说，在建设高速铁路时，要考虑设计和材料的质量以及人员的素质。说得再大一点儿，充分考虑项目的整体经济效果，而不是项目的短期效果，这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规划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