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高级原建筑师 赵喜伦

赵喜伦：我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退休建筑师，现在在北京都市筑景建筑设计院做顾问。我们设计所现在与俄罗斯、米兰两个城市的同行均有合作，最近北京交通大学与俄罗斯有一个交换项目，主要从学术角度进行交流，今天来到这里主要目的是充电学习，从学术研究向社会实践进行过渡。

北京新纪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 李阳

李阳：我是北京新纪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董事总建筑师，我们公司是九三年成立的民营甲级设计院，有建筑师工程师500多人，在天津、上海、杭州、西安、呼市设有分院。很高兴有这次机会来参加这个沙龙活动，这种沙龙活动能够从并不刻板的其他人文专业角度来对建筑进行解读，文化气息很浓。我们平时谈到建筑时，普通民众一般认为建筑就是盖房子，对建筑学（Architecture）认识不多，对环境和城市科学可能就更陌生了。其实建筑学本身可以是很大众的，和电影、音乐、文学都是相通的，在英国留学时我发现，各类建筑学杂志是可以在普通报摊亭上能够买到的。所以谢谢倡言网也谢谢主持人举办这次沙龙活动，也希望这类活动多一些，大众一些。

今天从宜居角度来讨论城市规划的问题，我很认同之前韩主任所谈的步行街的理念。实际上就是用以人为主导的角度来组织城市空间，从人的尺度和行为方式入手，改善人在城市中的宜居程度。之前在加拿大工作时从事过以宜居为目的城市复兴规划的案例，如多伦多滨水地区城市改造计划，800公顷工业和仓储用地改造成为城市街区用地。当时城市用二十年时间，花费了数亿加元反复进行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研究，并在调整进行不断完善，直到代表纳税人的议会通过最终的研究结果，才去进行分布的实施。虽然这种方式进展很慢，但是不会犯大错，因为城市对于市民是唯一的。

在设计中我们坚持以公共空间体系（正如吴总说的Public Space）为城市各系统的主导，来带动其它如街区功能、生态保护、绿化景观、交通系统、道路级别、人行系统、街道家具和沿街面控制等设计层面的展开。而这之中的工作是以定量成果为目标的，以沿街面控制为例，沿街道和广场的界面要有70%的界面面积满足贴线和沿街高度的限制，以保证公共空间的系统连续性。并且朝向街道的底层空间满足道路级别对人流可达性的要求来保证公众对公共空间的高度关照。在这样的城市设计通过之后的任何单项工程都有了清晰的建设依据。这些经验我们已经在国内一些项目中采用了。比如我们接受委托做的一个300亩的居住小区项目，在规划阶段对含本用地在内的3000亩城市片区组织了如上所述的更大范围的城市设计，并到了城市主管部门的通过。这样即对城市的有机发展给出了整体方向，也保证了本社区和周边环境最终效果。也促使开发商站在城市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实现自身项目的开发利益。这样应该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些较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对当前很多城市给开发商拍去大块土地，以开发商为主体组织和支配城市发展的方式不能赞同，这样的城市是“拼贴的城市”（Collage），最终城市街道肌理和循环都将是无序的，也很难是宜居的。街区间的灰色空间被冷落与遗弃，人们只关心自身的那块地，而忽略了项目与周围环境的一种关照与呼应。

北京九源三星建筑师事务所副总建筑师 杨鸿

杨鸿：难得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坐在一起共同交流行业现状，我的感觉是：宜居放在中国，其实可操作性并不是很强，感觉有些遥远。我个人始终认为城市天际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国情决定，比如追求经济指标、容积率等，在加上部分地产商也“突出自我”，从设计者到业主好像认识都有些盲目，很多城市都忽略了“天际线”。

我们国家的规划设计单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大，往往是只关注指标。城市像音乐一样，是有节奏的，高层建筑、多层建筑、低层建筑等，次第展开。当然比较小一点的城市可能做得就相对容易些，比如说在杭州，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与当地的规划管理部门联系得比较紧密，所以杭州的规划就很好，而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因为太大了，可能操作起来就相对困难一些 。

换句话说，设计师的话语权很微弱，很多设计和规划只是意象化的感觉，落实到实际操作中，往往面目全非。

吴文一：我先把宜居城市的主题剖析以下，我认为宜居城市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感觉，就是住着舒服，另一个部分就是从1996年之后，提出的15个硬指标，包括：衣食住行、交通、教育、文化等等。宜居城市每年都有排行榜，经常上榜的城市像巴黎、旧金山、日本的部分城市等，它们都不是很大。这个宜居指标里的硬指标需要达到很高的分数，但是这些指标拿到中国来，有很多都是不实用的。

第一，咱们中国人口太多，很多指标人均之后比例就大幅缩水，这就导致中国的任何城市在这个指标上是永远拿不到分数。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快，尺度越来越大，重庆、深圳等很多城市发展得过快，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比比皆是，这在国外看来是很恐怖的状态。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这就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买房子的时候也开始关注设计；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有钱买车了，于是开始关注道路；出去旅游也开始关注景观、景区的设计……总而言之，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公共场所的设计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机制，中国政府和国外是不一样的，既有钱也有权，换言之，政府有实力去做决策进而为老百姓服务，因为我们政府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作支撑。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如果政府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内，很好地利用手中的钱和权，把各种规划和城市建筑的理念融入到每一个项目中去，我觉得可能会有长足的进步。尽管部分城市也许因为气候条件等不能成为“宜居城市”，但硬件和软件会有很大的提高。

有一个问题我想拿出来和大家研究一下：你们回头看下这些高楼大厦，这些道路，你们觉得北京从宜居角度上讲，从哪个方面着手应该是比较好的切入点呢？从步行街、道路交通甚至开发商的每一个项目等，请大家各抒己见。怎么把握城市建设的尺度，并将其合理控制呢？

北京九源三星建筑师事务所方案研发中心景观部主任 吴帆

吴帆：关于城市尺度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注，景观和建筑怎么结合好像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这个意识。首先从学科上讲，它是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城市建设的尺度如何控制，对于旧城，目前的状况应该是在建筑的寿命期限内怎么去转换功能，在寿命期内如何去进行转变；而在新城的建设当中，应该把规划、建筑、景观归为一体去考虑，这个理论有的称其为完整设计，也有称其为整体或者同步设计，从理论角度上来说就是将三者糅合在一起，结合国外的都市主义进行有效尝试。

吴文一：北京政府日前提出了要在2050年讲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还是很高的，设定这个目标也是极其有意义的。

上个月我和同行们在北京市政府参加会议的时候也被问及这个问题，当时没有一个建筑师能拍着胸脯说：这靠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做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我认为一个关键点就是中国开发的尺度应该小点，比如说体育场馆的建设，其实不应该像我们国家那样建设的巨大，然后与城区完全隔离开来，像纪念碑似的，国外很多做法实际上是希望把体育场馆的建设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建设当中去，比如说华盛顿的NBA篮球馆。其实从外面上看不出个所以然，进去才知道是可以容纳2万人的大型体育场馆，整个体育馆还包含旅馆、商场等，这个概念被定义为“典藏城市”，体育馆并不是一个城市的花瓶和摆设，北京已经有大量“花瓶”的存在了。

我们的故宫、颐和园等历史古迹需要售票并进行维护，但是很多新兴的体育场馆完全不需要。比如朝阳体育公园，设计就不合理，场馆尺度那么大，进门都得走很远，开车都得走半天，这个公园像一个巨大的“摆设”，而不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开放式公园。

吴帆：在Google Earth上看北京的街区尺度，平均都要超过500米，有的甚至超过了1000米，包括建筑空间的尺度也很大。比如央视大楼的空间尺度，从不同角度来看，其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将这么大体量的建筑放置在例如朝阳公园的空间尺度内，它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就会有所不同，至少不会给人那么强烈的压迫感。这是都是具体的城市尺度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