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幕：人情冷漠与建筑设计

老人病倒路边无人问津，女童被车轧数次无人施救，越来越多的此类事件，让人们既痛心疾首又深感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恐怕也就是对着媒体的报道发些感慨了。从这些事件联想到我们的建筑设计也是同理，为什么那些“垃圾”般的建筑层出不穷却很少有人大声疾呼，为什么广大群众不像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对建筑这一“公共物品”大加评论？

幕起

畅言网编辑：我们继续第三个话题，谈谈社会方面的热点话题。我昨天看了新闻报道临沂有一个小男孩被车撞了，孩子母亲跪地求助，结果没人管，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幼小的生命。还有前段时间的“小悦悦”考验全民道德的事件。建筑师也有社会属性，希望大家来谈谈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从设计师角度出发，在和甲方沟通协调的时候，在人情冷淡的今天，我们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

任君炜：从救死扶伤这个角度讲，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是体制原因。因为受益的人基本上是体制内的人，但是体制内的人没有给社会创造更多的机会，也没有给社会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精神财富就会慢慢丧失，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出现了这种现象。建筑也是差不多的道理，我们没有发展，人们也不愿意说这些事情，老百姓的精力没有放在建筑上，老百姓的评论也不会对建筑有什么影响，控制建筑的其实不是建筑师也不是老百姓，而是更加上层的人。实际上甲方也起不到太多的作用，尤其是中小城市，甲方拿地成功了，依然要上报政府，只有政府满意了才通过。老百姓评论了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是产生一种集体效应，每个人都在评论，产生社会上的一种强烈的愿念，政府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后，才会有所改观。百姓现在最关注的是民生，所以造成建筑行业见死不救的情况。

任君炜，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七建筑设计研究室建筑师

郑颖：要是通过见死不救这种现象让我给甲方提建议，我就提倡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因为不能够埋怨路人的见死不救，因为救人的风险太大。但反过来考虑，相关部门应该让老人不需要搀扶就能够过马路。每个人都有尊严的，包括残疾人，他们有时候不需要别人的救助。有人之前参加设计竞赛，我建议他设计一个单身住宅，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活也能把问题都解决了，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安全度。你把一个老人、小孩交给一个陌生人，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总是认为因为没有多少残疾人开车，所以就没有残疾人车位，但如果有了这种设施，残疾人自然就出来了。不是所有人出来都指望陌生人救助的，应该有保证老人、儿童安全的设施，包括健全的法律，约束父母管好自己的孩子，一些护栏等设计师都要做好。我认为不要总批评人情冷漠，要分担责任，要给大家创造不帮助陌生人的条件，每个人上街要做好自己的事。

徐晓萌：小悦悦这件事也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在指责人情冷漠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有很多人一起参与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把这个责任潜意识分担到别人身上去，如果当时只有一个人路过，那么他可能百分之七八十要去救人，如果有两个人的话，可能两个人加起来的机会都不到百分之六十，人越多概率越低。其实这个事情在美国也有类似事件，当时在一条小街上入室持枪抢劫强奸，两边有很多房子，这件事从入室开始，女主人大喊大叫，枪声也响起，结果这个事情持续了一两个小时，依然没有警察来，结果犯罪分子非常从容地抢了东西杀了人走后，警察才赶过来。当时的两排房子里很多都是有人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想是不是要报警，但大家都指望其他人报警，或者认为已经有人报警了，但最终没有一个人报警。其实也并不是说这些人的人情很冷漠，这就是一个心理学的规律。

郑颖：其实小悦悦事件发生的场所本应该规定不能让小孩子在这里玩耍，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好，那个地方不具备居住区的安全性。就像刚才徐工说的那样，如果不需要报警，而是有一个自动监控报警的系统，也就会避免这种现象。这件事发生之后，所有人都指责路人，而没有从根本出发，找出政府的问题。如果总是在这种条件下，今后还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居住和商业混杂区，至少也应该有一种管理方法。

徐晓萌：很多事情发生后，都是从软性的方面找原因，而不是去考虑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不在制度上思考问题。

郑颖：从适度设计方面说，这个建材城就没有达到适度的要求。

沙龙现场

邓智勇：从这件事情引申到建筑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很多事情都是上层决定的，老百姓有什么建议都没用。我一直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很好的，其实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就说过，见死不救的问题一直存在，见到有人落水大家都不救助，其实中国文化里面一直就有这个情况。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公德心呢？就是因为在传统伦理中不重视这方面。我们小时候就对一些有缺陷的同学叫人家外号，觉得对那些有缺陷的人的蔑视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就是要那人家取笑。在基督教的文化里，则认为这是缺少公德心。我们确实缺少对公共文化的关注度，其实这是儒家文化“不在其位不谋其事”的思想。

任君炜：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定义见死不救是有罪的。但中国立法还不是很完善，不论道德还是立法上不是很完善。

邓智勇：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开会的时候是被代表了，当大家发出的声音不起作用的时候，所以大家也就不再说话了。

郑颖：我们还是要发出自己声音的，如果不说，上层也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不论意见是否会被采纳，但还是要发表观点的。

王永刚：现在很多负面的东西大家可以拿来说，也有了说的渠道，以前都是希望负面的东西少说，总说激励大家的东西，永远回避问题，永远不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问题就不断地发生。政府对建筑的很多限制就是因为关心太多，导致了建筑的畸形发展。如果只对建筑在大方向把关，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阳台、灰空间，这样也能给使用者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而现在的做法是把这些都计算在建筑面积之内，那么开发商就不愿去做这些东西了。

徐晓萌：中国的改革开放渗透到很多领域，但建筑领域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比如资质认证系统，都属于政府的过分管制，我并不是反对规划和控制，这个还是要有的，但管理的机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制。资质的问题在自由的建筑市场里是一个比较荒诞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做这个事情的基本是一个小团队。现在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企业做大之后，大家都会争一级资质，得到之后就比较有利于保护大企业的利益。

邓智勇：资质就像是围墙，在大围墙里面还有围墙。到处是围墙，到处是门槛，很难达到平等的竞争。

王永刚：有资质是对的，是要求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力量。但拿着这种资质去售卖，就是问题了。如何管理很重要，不能拿资质当成绝对的公平。

徐晓萌：我也支持要由一个认证机制，但这个机制要比较科学、有利于自由市场的发展。

邓智勇：对于容积率、项目高度，这些可能是规划局应该控制的，但对于建筑要设计什么风格就不需要他们管了，如果真的要监管，那么可以让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进行民主投票。比如我们在某个省会城市做的一个项目，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刚刚上任的，特别想做出政绩，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规划条例，比如新建的房子不能低于120米，而且为了显示出建筑的高度，严格控制板楼，对建筑的宽度也有要求，结果做出来的建筑像筷子一样。最终导致了那个城市最近也没有什么新的项目出现，因为开发商不愿意建那样的项目，会增加很多的投资。

会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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