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区，其形成和发展可以追溯至二战以后。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它同科技成熟带来的生产活动及其产业结构的调整息息相关，并在20世纪中下叶风靡全球，引起了广泛关注。在1970年代末以前，开发区的发展和建设基本上是依循着以出口加工区为主体的单极演化轨迹;但是1970年代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机和198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却无情地打破了“出口加工区”一枝独秀的格局，而将开发区导入多样化、综合化、高级化的发展轨迹。其中除了综合型开发区的全面崛起外，科学园区的异军突起更是成为了当前开发区演化的一大典型趋向。

1科学园区概述

1.1科学园区的概念与分类

按照国际科学园区协会(IASP)的界定，科学园区是指这么一类由专业人才管理的组织：它们通过促进文化创新、产业竞争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增加社区财富的目标。基于这一目标，科学园区在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公司和市场之间刺激和运作技术与知识流，通过孵化和培育附加产业链为创新产业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便利，并为其提供其他增值服务和高品质的空间设施。

可见，科学园区是科学园、研究园、技术园、科技广场、创新中心、技术工厂、科学城、技术城等的统称。它以大学与科研单位为依托，把生产、科研和教育紧密结合，以最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高端技术产品的输出和一流专业人才的培养为目标，产业基础雄厚、人才相对密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和辐射影响力。

科学园区有多种分类标准，如果按照科学园区所研发，转化和输出的技术产品与产业种类来分，其所涉足的领域日益丰富，可分为信息与通讯技术、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电子与计算机、农业食品、环境科学、新型材料，制药等几大产业，与之相对应的科学园区数量分别占到26%、20%、19%、9%、8%、6%和5%。

如果按照科学园区的组织建构方式来分，它们在借鉴“硅谷模式”的基础上则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参照目前世界上办得比较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这与其不同的地域、体制的区别、产业格局的侧重等因素有着潜在的关联(见表1)。

1.2科学园区的演化脉络

历史地看，科学园区的形成以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办的科学园区为发端，其演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这一脉络不但可以反映出开发区普遍化、纵深化的发展走向和适应经济发展的强大生命力,而且其更加重视科技因素的做法也折射出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对此国际智力密集区俱乐部曾预测道，科学园区有可能会成为21世纪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形式。

阶段一：实验摸索时期(1951～1970年代未)——欧、美、日、韩和我国台湾等地在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强力刺激之下，开始积极实验和探索科技兴邦的有效途径。它们将科学园区置于科技和体制的创新之中，试验成功后便会推广移植至其他地区，从而建成了各式各样的科学园区。

阶段二：高速成长时期(1980年代至今)——科学园区伴随着日渐成熟，开始步入井喷式的发展阶段：它们不但在全球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而且增长速度空前迅猛。建成的园区数量也达到了总数的9成以上(见图1)。当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具有相当规模、产业特点突出的科学园区实际上已超过1000家，其中成为国际科学园区协会(IASP)成员的园区就有251家(2002)，遍及69个国家与地区。

同样北欧4国的科学园区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中完全成为国际科学园区协会(IASP)正式成员的园区包括：瑞典的Kista科技园区、Ideon科学园区、Novum研发园区等11家，芬兰的奥卢技术城、Teknia科技园区、Hyvinkααn科学园区等11家，丹麦的Agro商贸园区A/S等4家，挪威则有3家。它们不但在IASP成员总数中占到11.6%，而且基本上为技术资本密集，高附加值、高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园区。可见人口与用地相对有限的北欧地区，却能依凭高尖端产品和技术的研发、转化和输出以及国际化拓展服务的丰富经验，在国际科学园区的前沿阵营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有鉴于此，下文将重点结合瑞典和芬兰成为IASP正式成员的高科技园区，来考察和剖析北欧科学园区在规划和建设方面的种种规律和特征。

2北欧科学园区的规划与建设

2.1区位分布

有关高科技园区的区位选择，国内已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像李国平等(2002)就认为，其区位应趋向于智力密集、技术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交通条件便利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硅谷的发展经验也表明，高科技园区的区位多会考虑以下因素：接近研究型大学或军事基地、与国际航空港联系便捷、研究者与创业者集中、高质量的工作场所和优良的生活环境等;王兴平(2005)则将高科技产业的区位主导因子归纳为技术、资本、人才与信息，旨在形成优良的创新环境等。

而笔者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在拥有高质量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已成为北欧高科技园区普遍现实的前提下，其区位往往还会考虑几方面因素：宏观层面上同依托城市规模的关系;中观层面上同城市建成区的关系;微观层面上对于密集型智力、良好技术基础以及便利交通条件的追逐(见表2)。

(1)宏观层面与城市规模的关系研究表明，瑞典与芬兰的高科技园区主要都是依托于人口少于50万人的小城市而建设成型的。其中，8成以上的园区都选建在小城市，而仅有13.6%的科学园区依然分布在大城市。这同北欧地广人稀、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有一定的关联，但更多地还是因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熟而带来的大城市单一指向的必然转变(见表3)。

依照埃?M?胡佛的观点，在欠发达或是发展中的国家与地区，科学园区的区位分布往往具有较强的区域首位城市指向性。因为大城市所占据的优良信息资源和优势知识区位，契合了园区作为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载体的发展需要，而成为最新型产业立足的区位首选。象中国包括高科技园区在内的开发区，就基本上是依托于地级以上的中心城市和人口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发展起来的(见表4);

但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和新兴产业的日渐成熟，许多产业开始摆脱对大城市有利条件的依赖关系和单一的大城市指向，而向一些充满活力、财力雄厚、政策更优惠、成本更低且具有强烈发展愿望和竞争意识的中小城市疏散和转移，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城镇等级体系，推动一批新兴的技术城市迅速崛起，如奥克兰、苏州和蓝色海岸。目前北欧高科技园区的区位特征，正体现了这一演变趋势的世界性意义。

(2)中观层面与城市建成区的关系

研究表明，瑞典与芬兰的高科技园区大多数都是依托于城市的外围区域(而非城区)发展起来的。其中,28.7%的园区属于边缘型，42.6%属于郊区型(且绝大多数为近郊型)：而IASP的统计也表明，全球的科学园区同城市中心区的平均距离为10km，同样反映出了它们基本选位上的外围取向。这种区位特征虽非高科技园区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但却会给园区的发展速度和投资效益带来明显不同的影响(见表5)。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北欧高科技园区的边缘和郊区指向正是源于这一区位的综合性优势：用地的高值低价状态、相对宽裕的发展空间。既是区域性干道与城市道路的结合部，同时又是城市高科技产业和人才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外溢的地带。尤其是边缘型和近郊型园区，依邻城市建成区而发展，本身就处于母城的服务半径之内，更利于形成园区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在降低综合成本的同时提升其空间开发的效益。

(3)微观层面与密集型智力和良好技术基础的关系

研究表明，瑞典与芬兰的高科技园区基本上都是依托于密集型智力和良好的技术基础而起步的，具体则表现为高科技园区同高校、科研机构等有多重密切联系：

一方面，除了极少数的高科技园区依托于异地高校外，9成以上的北欧园区都与当地高校建立了直接而密切的空间联系。其中，18%以上的园区就分布在校区内部，而72.7%的园区距离高校很近(包括2/3的相邻关系，见表6);另一方面，北欧园区更是在运营上同高校建立了相辅相成的互动共享关系。据IASP的统计，世界范围内的有关高校平均有33%的技术转化机构和66%的科研人员活动在科学园区，反之也有68%的49%的科学园区与高校共享服务设施和科研基础设施。这种普遍而重要的空间关联和业务往来，足以确保园区在承接大学优质产业的同时，利用其密集型智力和良好技术基础而转化为大学科技的孵化器和转化平台。同群的，科研机构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依托力量，比如说芬兰的Technopolis Ventures科学园区，就是紧邻科研机构VTT(Technical Research Centre)而设的。

此外，园区的选位还需拥有便捷的内外交通条件。像瑞典的Kista科技园区即结合了通往国际机场及Uppsala大学城的主要干道、以及通往中心区的轨道交通系统而设.不但可以加速产学研一体化和科技产业化进程，还可扩大信息、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对外辐射、联络与流通。

2.2建设规模

有关高科技园区的最佳建设规模，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标准，这同园区发展的产业类别、运营效益、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策法规和投资环境、人地关系的紧张度等诸多因素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可以发现北欧高科技园区在建设规模上有一般规律和经验(见表7)。

研究表明，瑞典与芬兰高科技园区的建设规模，无论是用地面积、入驻企业机构数还是就业员工数都普遍较小。其中，90%以上的园区用地面积不超过100hm2，近七成的园区入驻企业机构数不到200家，已查实的就业员工数中也有3/4的园区不到3000名，尤其是“用地面积”一项指标，北欧远远低于国内开发区的整体规模(见表8)。据国内的相关统计，大陆地区2001年省级以上的开发区平均规划规模为1725hm2，但是土地闲置现象颇为严重，空间效益低下，实际开发规模和建成规模仅为917公顷和186hm2。

可见，高科技园区的空间效益同其建设规模并非成正比，其间存在着一个规模门槛，过大的用地面积反而会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难以形成集聚效益，同时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样IASP的统计也显示,全球77%的科学园区用地面积不超过100hm2，89%的园区入驻企业机构数不到200家，77%的园区就业员工数不到3000名。因此同北欧和世界科学园区相比，国内的园区规模还可以适度控制和削减，目前虽未形成统一的最佳规模标准，但一些学者结合国情而建议的100～300hm2(王宁，1993)或是300～500hm2的规模区间，还是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笔者的建议是：对于这类以技术、资本密集为基本特征的高科技园区来说，它们可以吸引大量的高科技企业机构入驻，但集聚的就业劳动力不必追求过多，其用地面积也以不超过1000hm2为宜。

2.3功能布局

(1)功能构成。

我国传统的工业区通常是按照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协作要求组建起来的，在功能构成上包括生产、运输、动力、管理、储存等各类设施，同时拥有共用的工程设施和计划经济下配置的单位大院式生活区，属于一种相对封闭、小而全的等级化功能布局，因而效率和创新常会受到某些环节的制约。同传统的工业区相比，北欧的高科技园区在功能构成上则有了本质的不同(见表9)。

研究表明，瑞典与芬兰的高科技园区虽然在功能构成的外延上有所不同，但就功能内核而言，基本上都是由产业、研发与实验、教育与培训、经营与管理以及配套服务五大块组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入驻企业机构所承载的各项职能所共同决定的，其中除了一些大型的企业(如Ericsson等公司)会同时配备上述各大职能外，更多的企业机构往往只是负载了其中部分的功能环节(如产业或是研发)，进而通过产业链条的串接而在总体构成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功能类型。

同传统的产业空间相比，北欧园区的功能构成已发生了显著分化，其中关键的一环即是：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开始分离出来，取代传统的能源和原材料成为产业空间发展的根基，从而使研发和实验机构以及信息中心一跃而成为高科技园区核心的功能构成;与此同时，虽然产业、培训、经营、管理等其他功能仍然保留着，但新背景已赋予其许多不同于传统的特征和规律。比方说生产加工环节，不但产品更轻质更灵便、更强调时效性与快捷化运输，其对清洁的环境和生态型空间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此外，作为计划经济时期产物的员工生活区，也无须再成为当前园区的标配构成和硬性负担，反倒是高品质的服务设施和交流空间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需求层次。

(2)空间布局。

高科技园区不仅仅在功能要素的构成上迥异于传统的产业空间，而且这些要素在空间组织和布局上也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一方面，就入驻的公司和企业来讲，其功能的布局往往由内部自行安排。它既有可能以“功能”为主线将产业、研发、教育、管理等分区设置，也有可能在研发中以“产品”为主线，围绕着不同的产品技术分别组织，形成一簇簇的研发空间。

但另一方面就整片园区来讲，由于北欧的科学园区基本上属于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载体，其布局往往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型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和组织，并遵循这么一条总则，即高科技园区要依照产业群以及产业链组织的内在需求，针对生产加工、研发实验、科教培训、服务等一系列的功能区块，做出统筹安排和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瑞典与芬兰的高科技园区主要形成了几种空间布局的模式(见表10和图1)。

结语

改革开放之后，开发区在我国得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据2003年的统计，全国49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工业增加值、吸引外资和财政税收均达到了25%的年增长率，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985.01亿元，占到全国总值的4.27%。而近年来，高科技园区更是以其高端的技术研发、转化和产品输出，而一跃成为开发区中最具发展潜能和国际吸引力的成长空间，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属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园区。从北欧高科技园区的规划和建设中，我们的园区建设至少可以得到启示如下：扩大中小城市的竞争力，推动一批新兴的技术城市的建设;重视城市的边缘和近郊效益，强调园区同密集型智力、良好技术基础以及便利交通条件的紧密结合;严控园区的建设规模，注重土地的集约利用;健全园区的功能配置，统筹规划园区的空间格局，打造高质量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革新科学园区的发展思路，拓展国际化视野，切实提升园区的建设质量和发展层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