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关于近代市政与城市规划

现代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由于中国近代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作为物质载体的城市在结构、空间形态、基础设施、和管理方式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每个城市因为其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在发展上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过程。刘先觉先生根据城市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对近代中国城市做了很好的分类：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城市，殖民地性质的城市，政治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城市，一般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以及日据时期经过规划建设的城市。乐卫忠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迁与城市的关系有很好的讨论，尤其是他所指出的近代城市问题对于理解中国五十年代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城市政策非常重要。目前，关于近代旧城改造和现代城市规划已有许多研究。综合性的首推李百浩先生和刘先觉先生合写的“中国城市规划近代及其百年演变”，这篇文章对中国城市改造和规划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及重要文献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另外杨秉德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也是一部比较综合地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历史的著作。其他个案性的研究还有董豫赣先生对北京香厂新区建设的研究，王蒙徽先生对1938-1942年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研究，陈伯冲先生和黄自良对南通的研究，李江先生对武汉的研究，包慕萍女士对的沈阳的研究等。另外，洋务运动、晚清新政、近代地方自治运动对城市和建筑的影响，近代拆城运动、平民住宅运动、新村运动、古物保存运动以及中国现代市政人材的出现、市政和城市规划思想等等都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最近发表的包慕萍女士和村松伸先生的论文“1727-1826年呼和浩特（归化城）的城市空间构造——民族史观的近代建筑史研究之一”是对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向民族地区的拓展，对于促进多元化的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史研究很有意义。

城市化不仅仅是建筑学的问题，论者需要具有较为综合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视野。近年有关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中外著作很多，非常值得建筑学者们借鉴。

7．关于近代重要城市建筑

大城市集中了人才、物资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前沿和现代文明的窗口，对于研究中国城市和建筑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典型意义。目前比较突出的有刘松茯先生对哈尔滨的研究，李传义、李江先生对武汉的研究，和张复合先生对北京的研究等。16本《中国近代建筑总览》的相继出版也是这些重要城市近代建筑研究的开端。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因为有多学科的大批中外学者的介入，因而更是成绩显著。数十年来同济大学几代建筑史家如陈从周先生、罗小未女士、王绍周先生、吴光祖先生、路秉杰先生、伍江先生和他们的学生做了大量工作。陈从周先生与章明女士合著的《近代上海城市建筑史稿》和伍江先生的著作《上海百年建筑史》是“同济学派”的学者们对这个重要都市建筑史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此外，何重建先生和他所在的原“上海建筑施工志办公室”的同事们对上海营造厂及建筑施工问题的研究，为过去比较单一的“乙方”（建筑师）的建筑史研究引入了“丙方”，填补了被中国建筑史研究长期忽视的施工问题这一空白。近年关于上海近代建筑的研究尚见钱宗灏先生的“外滩人文地理和建筑历史的变迁”以及陆邵明先生的“近现代外滩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相关因素的演变研究”等。其中前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外滩各地段建筑历史变迁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外滩房地产转让和兼并的过程，而且也复原了外滩的视觉历史。其考证之细，令人十分钦佩。关于这些近代大城市及其建筑的研究仍大有可为。尤其是上海丰富的地方文献以及目前中外学者广泛深入的历史研究都为进一步研究它的城市建筑的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的表现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客观上也为扩大对这两座城市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8．关于近代重要建筑作品

“中国近代建筑”根据创作主体的不同可分为近代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作品和近代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作品两类。目前在对建筑物的研究方面中外学者根据本国的需要而各有侧重，外国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如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先生对日本建筑师在华建筑的研究和华纳先生对德国在华建筑的研究。中国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张复合先生对北京许多重要建筑的研究和上述刘凡先生对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和建造过程的研究等等。

虽然建筑的研究有多种方法，但总的来说，目前对于建筑个案的研究在方法上仍有两点不足需要改进。一是目前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对基本史实的考证、介绍和对外观的简单描述之上，也就是说仅仅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建筑构图语言的比较细致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也就是关于“如何是”和“为何是”的问题的回答还不尽如人意。固然这种情况与近代建筑史料的保存现状有很大关系，但如果我们能够更自觉地采用联系和比较的方法，进行“文本的”和“文脉的”，也即形式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的分析，研究的深化尚有很大可能。以茂飞建筑师为例，他设计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燕京大学两校的体育馆在风格上虽然不同，但基本构图却是一致的，而他设计的燕京大学贝公楼、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和上海复旦大学简公堂则是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中国风格新建筑的一种构图原型，即歇山顶的主楼与庑殿顶的两座配楼并置的三段式立面构图。其后，董大酉设计的大上海市政府以及杨廷宝设计的南京外交部办公楼，甚至他设计的南京大学图书馆和缪恩钊、沈中清设计的湖北省图书馆也都受到这一构图的影响。通过这种形式分析，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了解茂飞对中国风格新建筑的探索过程和他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影响。又如，1901年建的原美国驻华公使馆建筑采用的是乔治风格（GeorgianStyle），如果我们知道它在风格上与美国白宫和国会大厦建筑一致，则可理解该建筑设计所含有的国家意识。不足之二是一些研究对建筑问题的解释仅仅停留在大的宏观背景的影响之上，对于建筑创作主体能动作用的分析则重视不够。例如，对于中国风格新建筑的仿古问题，目前论者多以“复古主义”一概而论。但倘若我们能做具体分析，则还可发现中国近代许多建筑师借鉴、参照的古代原型，除一般公认的“大屋顶”之外，还有很大的多样性，如梁思成设计的北平仁立地毯公司以斗拱为中国建筑的精华所在，杨廷宝设计的南京中央体育场对排楼的造型情有独钟，董大酉在上海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设计中则试图采用模仿古代城楼，他们分别着意于中国建筑要素的装饰性、建筑类型上与西方古典建筑柱式构图的相近性，以及中国建筑造型的体积感。这种多样性反映出中国建筑师个体在探索中国风格现代建筑过程中的不同追求和美学思考。以“复古主义”一词概括，则有可能抹杀这种探索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于今后创作所具有的现实价值。除建筑师之外，建筑还是业主和营造商乃至社会多方面的综合产物。研究建筑也需要注意这些不同方面的“声音”。最近发表的李海清先生关于南京原外交部办公楼的研究就是这种社会学方法的一个样例。

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国内学者对建筑风格的判断和描述多感力不从心。这一是由于近代外来建筑风格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很难根据原本的风格特征进行定义；二是由于中国建筑史界对西方建筑，特别是与近代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十九世纪以来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建筑研究还不够。所以，当前一方面应该加强西方建筑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应该提倡具体个案具体分析，避免简单化。张复合先生用“圆明园西洋楼式”概括近代北京的中西混合风格的建筑就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尝试。

9．关于近代建筑思想

中国近代建筑话语或思想的形成无疑是近代建筑史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国建筑家在接受了西方建筑学的体系后，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于中国建筑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思考。现代性是非常广泛的社会学课题，包括国际主义与地方主义、民族和国家、城市化与乡村、社会化与个人、技术与艺术、商业化、工业化与艺术生产、乃至家庭、性别等大量问题。目前对于中国近代建筑思想的研究可以说仍集中于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两个方面。笔者在“‘科学性’与‘民族性’——中国近代的建筑价值观”一文中也曾就这两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建筑的文化观所导致的对建筑民族性认识，是民族形式新建筑创作的理论基础，而对科学性的追求则是建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但受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和建筑师队伍自身背景的影响，现代主义在中国仅仅是一种风格造型的选择而没有成为一种社会运动。诚如一些师友批评的那样，该研究视野尚窄，需要做很大改进。但笔者至今认为，作为建筑的民族主义基础的文化观和作为建筑现代化基础的科学观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想发展的两把钥匙。

关于近代中国建筑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曾有杨嵩林先生和侯幼彬先生的开创性研究。目前这一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外国教会为使传教活动更易被中国社会接受而推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以及相应的对中国建筑造型母题的使用；二，以南京中山陵设计为滥觞的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作；三，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及其对中国风格新建筑创作的推动。关于这三方面最重要的综合研究首推台湾傅朝卿先生的著作《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二十世纪中国新建筑官制化的历史研究》。此书时空跨度之大，材料之丰富，至今无研究可出其右，且作者对西方近代建筑思潮了解颇深，视野非常开阔。唯分析上用四种“步趋”，亦即设计手法，概括近现代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作现在看来还嫌简略。董黎先生的研究是在第一个方面的深化。他发现天主教建筑师格瑞斯奈（Reb.AlbertGresnight）对中国建筑原型的认识与茂飞不同，因而他设计的辅仁大学建筑立面造型带有中国石牌坊的意味，与南方的宗祠而不是北方的宫殿联系较大。另外，中国近代建筑以及“中国风格”新建筑创作中的地方性问题也很重要，它反映了社会对中国建筑特色的多元化的理解，厦门大学建筑群就是一例。很遗憾目前现有的研究还有欠深入。

中国营造学社是近代中国唯一的古建筑研究的专门机构，以往论者多着眼其历史研究，事实上它不仅主导了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还主导了对于中国建筑风格特征的阐释。关于梁思成所代表的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台湾汉宝德先生和夏铸九先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极具开创性。他们指出梁的写作是以官式建筑为对象，在史论上受到了西方近代建筑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认识不仅对于了解他的史学理论基础和所受的西方学术影响极为重要，也对从认识论方面反思当前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很大启发。最近笔者也结合梁思成和林徽因所接触的西方建筑学术传统、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他们中建史写作的目的、主题、史论基础、体例结构和叙述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对他们的写作与当时西方学者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试做了阐释。读者或许还可从中看出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从新出版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二》一书中笔者还看到赵辰先生在这方面也进行了颇具深度的研究。

在建筑思想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建筑”并非一既定概念。其内涵有着一个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建构过程。它还与近代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概念的建构过程密切相关，并且具有多样性。如茂飞和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的理解虽然相似，但并不相同，前者注意到其象征性而后者强调其结构的理性。刘敦桢先生的写作也带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最近笔者看到网络上登载的崔勇博士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最新研究论文的目录，作者除了对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位学社最重要的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之外，还对学社其他成员的学术活动做了讨论。它反映出作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建筑史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长期被主导性叙述掩盖甚至被后人淡忘的其他叙述，而这些叙述对于丰富我们的中国建筑认知十分重要。

对于中国近代建筑中的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赵国文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论”一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笔者在“‘科学性’与‘民族性’”一文中又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其产生的时间、契机、中国建筑界内部的宣传和争议、中国建筑界的折衷倾向及其原因、它与中国现实条件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综合的考察和分析。最近又有上述伍江先生关于鲍豪斯在上海的影响的文章。徐苏斌女士对柳士英设计的中华学艺社大楼的研究反映出当时中国建筑师对建筑德国“分离派”建筑的理解，同时也揭示了外来影响在中国环境里所呈现的复杂性。另外，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李莹女士的经历也应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极富意义的一页。李女士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建筑与土木学士学位，之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师从WalterGropius、MarcelBreuer和AlvarAalto等著名大师并获两校硕士学位。但非常遗憾，她的事迹目前尚鲜为人知。（而Gropius的学生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主任黄作燊与郑观宣、陆谦受、王大闳和陈占祥等人合组“五联建筑师事务所”是否借鉴了Gropius在哈佛大学的“协和建筑师事务所”（TheArchitects’Collaborative）的组织方式或许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问题。）现代建筑运动在三十年代后期将城市问题视为重点，其对中国战后城市建设思想的影响也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需要反思的是，以往对中国近代建筑思潮的研究，包括笔者的在内，受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都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折衷主义为一种落后倾向。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用于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则会造成简单化的结果。因为早期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学院派的折衷主义教育，对折衷主义的简单否定便会使我们忽视他们的成就和思想。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建筑思想还需要跳出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框架，重新了解和评价19世纪建筑的成就。以学院派教育为例，其所强调的文化品味、理性、秩序和整体等原则对于当前中国的建筑创作和城市设计就不无积极意义，非常值得重视。

总之，个案问题是历史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生长点”。近十五年来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对个案的探讨极大地促进了学科整体的开放性、多元性、全面性和深化。现在还有许多的问题和个案摆在我们的面前。由于在近代时期中国建筑已变成世界建筑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因此我们的研究在方法上应注意以同时的世界建筑，特别是欧美及日本建筑为参考体系，加强比较。由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又是受外来影响的直接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化，所以要加强对西方建筑，特别是十九世纪建筑发展的了解。目前，国内的外国建筑史教育，无论是古代的部分还是现代部分，对十九世纪（所谓的折衷主义时期）极其丰富多彩的西方建筑的介绍都过于简略，这使我们的建筑界对于西方建筑史的认识普遍比较肤浅狭窄，这不仅不利于丰富我们的建筑创作思想，而且也不能满足史学研究的需要。所以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深化还有赖于中国国内建筑史总体水平的提高。

中外比较的研究是一种整体的研究。上述对建筑系统的研究也是整体的研究。整体的研究还有其他层次，包括综合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跨学科研究，和以区域为单位的建筑文化圈研究、以群体为单位的建筑群研究，以及以单体为单位的建筑物的室内外及装饰的研究等等。

我们还应继续加强对包括人物资料、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在内的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在这方面，中国建筑学会作为官方机构，应充分发挥统筹作用，及早建立学会的档案馆。当前一些老一代建筑师尚健在，对他们的回忆进行记录和整理刻不容缓。已完成的《总览》是一批非常宝贵的实物记录。这项工作也值得继续扩展和深化。

将对现当代建筑研究与对近代建筑的研究联系起来也是当前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中国建筑的历史在不断地被创造，但也在不断地被抛弃。但愿近代建筑研究已经遭遇过的种种遗憾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