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否一直有一种“大跃进”情节？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又陶醉在另一个迷狂的幻境之中：“我们相信罗马可以一日建成”。前一段时间火爆的“大学城”现象可以视作这种大跃进情节的新图景。这股“大学城”热潮可谓举世罕见。其惊人之处首先是大学城建设之“大”：不但项目规模大，而且数量多、分布广。据统计2005年在建的大学城有50多个，其中南京的仙林大学城面积竟达70余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全国有200所大学计划将校园面积扩至5000亩以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50亩,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其次是建设速度之“高”：各大学城不断刷新速度纪录，著名的广州大学城从项目启动到设计、施工、交付使用仅用了19个月，完成了面积达230万平方米的141栋现代化建筑、66公里的城市市政道路、120公里校区道路、8.6平方公里的绿化工程。

 中国人是否一直有一种“大跃进”情节？（图片来源：百度）

是什么促成的这股热潮吗？是对大学教育的热诚和教育兴国的使命感吗？显然不是，事实上建设热潮并没有明显改善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和教育环境，反而占据和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我们见到大而无当的校园，华而不实的建筑，鱼目混珠的房地产项目，甚至某负债20亿的大学城里竟然出现了奢华的高尔夫球场。可见高校建设“大跃进”的背后，更多的恐怕是新一轮的“浮夸风”和投机专营欲念。
        首先是校方竞相以新校园为“形象工程”以博得上级主管的赏识与重视，同时还利用这一“布景”扩大社会知名度，广招生源。其次是地产商借大学城之名进行圈地，打房地产开发的擦边球。《土地管理法》规定凡新开工的房地产项目，都要对所征用土地进行补偿。但是由于教育是公共事业领域，教育事业所使用的土地资源也就因此具备了由行政划拨而无偿使用的性质。所以大学城无疑是地产商眼中的肥肉。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利用大学城开发来拉动城市开发，提升土地价格。一般新区的地产开发因位置偏远、市政配套跟不上而受市场冷落，导致新区的土地价格也较低，难以启动开发。但是，大学城却“克服”了这一困难。因为我们的大学其实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机构，在校生基本没有选择校园环境的自由。基于这一特点大学城成为了各个城市扩张的“开路先锋”，当大学生被迫生活在美丽而空旷的新校区，他们的生活需求却为当地创造了经济契机，他们知识活动又给这片区域带来了文化氛围。于是大学城的启用很快将新区土地“做熟”，土地价格飙升，地方政府开始售地招商，受惠于这一“知识经济”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50亩（图片来源：百度）

在这种“大跃进”式的紧急建造中，建筑师们显然只是疲于奔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们创造了设计“量”的奇迹，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在“质”上还能给我们什么惊喜？雷姆·库哈斯曾有个惊人的统计：与美国相比中国建筑师在1/50的时间里，完成了5倍的工作量，而同时收费却只有其1/10，综合其来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建筑师的2500倍。这个数字奇迹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反映了中国建筑师工作的强度。现实中我们看到这个高效率的代价就是创造力的缺席和设计质量的低劣。同时，也恰恰因为这种紧急建造，大学城的空间最直白地表露出校方的心态。我们看到这些大学城在建筑上或是高大奢华仿佛商务写字楼，或是威严气派如政府大楼；在空间序列上则突出中轴且等级分明；尺度上不顾人性尺度和步行感受，以巨大的广场或水面来烘托主楼气势，强化空间的象征性。我们应该感谢建筑师的“诚实”，这些建筑和外部空间让我们直接感受到：教育已是一场生意，学校仍是一种极权。

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图片来源：百度）

 2004年，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使“大学城”建设开始降温，但大学的建设热潮并没有降温，而且也有更多资本进入高校。有资本支持本来不是坏事，但是将钱花在搞欺骗眼球的“布景”上，大搞“观赏型”工程，而不切实改善教育的软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可以说至多欺得了一时欺不了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