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现状

近十年，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高等教育建筑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1978年我国高等院校校舍总量是3 300万m2，1999年约1.9亿m2，到2009年已达6.2亿m2。在1999年以前，全国高等院校校舍年建设量不足千万平方米，而2004年猛增至5 800万m2，并连续三年保持这一发展势头。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年新增校舍量仍在3 400万m2左右，正在施工的年建设量为4 200万m2。这些数字带给公众的直接体验就是——短期内全国各地几十座全新、可称之为城市或城市片断的大学城瞬间形成。

在这种急速发展的状态下，应对策略基本上是：建设方根据《92指标》和学校专业课程设置及未来发展计划，制定一份控制性的任务书；建筑师在短时间内，根据常识和经验对周边地域环境进行分析，发掘出学校的“特点”来，通过参与招标获得设计项目；校方往往迫于置换校园、扩大招生、经费不足等因素所带来的压力，就要求校园能在一到三年内滚动建成，分期使用。这种速成的建造过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走访过一些大学城，无论规模还是形式都趋于雷同；大尺度的建筑群，壮观但缺乏生机；在规划上，校内及周边少有弹性发展的空间，基础生活设施孤立且明显不足，大片广场和绿地 “见物不见人”，给人以大、空、简单、没有趣味的整体印象。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褚平（图片来源：百度）

目前这种大环境，虽然给建筑师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同时也扼杀了设计师的思考时间和创造力。当政治和经济因素成为主导力量，建筑师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时，建筑本身的存在就会成为被质疑的对象，探索新的可能性就成为必然。

吸引与思考

走访马萨诸塞州的大学城已是15年前的事了。印象最深的是隔河相望的哈佛、麻省和波士顿三所著名大学，初来乍到的人们只有站在河边才能区分它们，体验到空间和距离。人们一但进入街区就会发现它们没有围墙和边界，完全融入了城市，而在那周围，居然有大大小小33座大学。当时陪同我们的留学生津津乐道的不是著名的哈佛图书馆或科技馆，而是学校周边被城市道路串联或分隔、由建筑围合或退让形成的小广场，以及线性散落着的光怪陆离的店铺。在那里，不分学校、人种、学生或老师，大家经常聚集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小广场上也经常会有人发起各种有趣的活动。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哈佛毕业生，因为喜欢这里便开了家店，打算30岁以前，半年游走于世界带回稀奇古怪的货品，半年在剑桥城卖货、聚会。这么多年来，我时常会想起他，并不断问自己“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行为仅仅是在课堂中完成的吗？”亚洲创新教育科学中心的戴维先生说：“我只有说，才能想。”只有在听说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更多、更好或更有价值的想法。不受权威或教授影响的讨论，是奇思妙想和开放性思维的最好训练。由此看来，大学周边的城市环境不就是师生所爱的隐形校园吗！主动营造校园周边社区与城市良性互动的发展模方是双赢的策略。同时我也意识到，在大学校园中存在且需要类似于市民社会繁杂而频密的公共生活；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群体集合，是功能、社会、生态、文化和心理的存在。

树木与建筑

因为工作关系，多年来我一直游走穿行在北大的校园里，要说对校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里的树。当年的三角地今天的百年纪念堂前的树荫下，每天中午都挂满条幅摆满桌椅，各个社团在那里发布信息；清晨和傍晚，在未名湖畔的树影婆娑中，三三两两的青年学子们尽情抒写着人生的美好年华；不同时期的建筑，无论新旧，现代还是传统，都在高大树木的簇拥下透射出迷人的魅力，讲述着悠远的历史。而与高大树木相衬的教学建筑群，拥有着“迷宫般”复杂、小尺度的趣味空间。在同济大学我也找到了相同的体验。王伯伟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道：“有人批评同济的校园缺少规划，建设凌乱，没有主导建筑风格。但日本的高校访问团却称赞同济校园是中国高校中最漂亮的校园之一。”在实地走访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同济校园的魅力不仅来自于其本身固有的城市文化影响之下复杂的空间格局，更多来自于与其一起成长起来的生态环境：高大的树木在建筑和人、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无可替代的“场所感”。无独有偶，美国西北大学的校园中有很大一片色彩斑斓的树林，漫步于林中小路不时会看到涂鸦、广告招贴、雕刻以及吃喝交谈的学生，林子虽然不太精致，但却干净、清爽，并非壮观的摆设，而是成为教学建筑群中的“起居室”。透过枝丫的缝隙望向不远处，美国著名的凯洛克商学院低矮朴素的外观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有建筑师进行过立面设计。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室内就会发现其空间的多用性和实用性、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建筑空间。这让我顿悟：人的需要、教育的需要不正是当下建筑师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吗！对环境和满足教育行为空间的尊重会产生极具魅力的“场所感”，能平衡绞尽脑汁的立面创造所带来的乏味。

前车之鉴

与国外大学校园的总平面图比对，我们会发现，我国新建的大学校区倾向于追求平面构图的完美，校园功能关系、空间秩序、交通流线、生态景观、整体形象完整而明确。当校园占地面积较大时，校园结构多为组团式，以便依据地形条件线性发展。当规模进一步扩张，建筑群的尺度和功能组团之间的空隙也随之加大，简单的组团复制和功能级配往往导致交通联系和使用的不便。这是重视规划物质形态的共性问题，偏重设计本身而忽视学校是否有一个清晰的整体发展策略及校园空间实际使用需求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欧美国家从城市规划到大学建设，也经历过与我们今天的发展类似的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建设高潮基本结束后，美国校园扩张的途径是将私立大学在校区周围进行扩散，校园完全开放，与城市及周围社区完融合一体，学校的部分设施可与市民共享；有些公立大学则在城市中建设分校，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共设有9个分校。而建筑师考虑的更多是已建成物质环境的使用问题，即社会、经济、文化、哲学、历史等要素在城市尺度上的反映。哈佛图书馆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发展出大大小小、分门别类近百家，遍布城区各处，各馆都有其无可替代的特色，充分体现了哈佛非中心化的体制。我认为这种发展意识绝非设计师在校区规划之初所能设想出来的。校园规划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一个建成后的大学校园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在与环境不断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外大学校园地图之所以呈现出如此肌理形态的原因。

结语

2009年教育部年度报告中提出“人人成才、多元选择、终身学习、系统培养”的教育理念，鼓励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许多大学纷纷收缩传统学科，创建新学科，改变教学模式，成人教育、科研培训、特殊教育、民营办学等机构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和思考国内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的变化和发展。将建筑设计理念纳入到教育机构整体思想发展的互动过程中。

校园的规划设计，考虑弹性发展因素尤其重要，但弹性发展的可能性并非在规划时简单预留一块发展用地，而是更复杂地体现在校园的整体发展以及每一栋建筑的扩建和改造中。大学的整体规划建设框架不止于设计师眼中的规划设计，为了满足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这一终极目标，我们对规划的理解应该涵盖满足教育行为需求所必须的全部空间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