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及后来在战争中，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相信，艺术教育的改革问题关系着德国经济的生死存亡。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并不是一个富含原材料的国家，只有倚重它特有的熟练工人以及它的工业力量，生产出复杂细致的优秀产品来占领市场。社会对于设计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促使艺术教育必须改革，采用全新的方法和理念。

德国的艺术学校很快在一批有志之士的带头下采取了不同于19世纪常规的新路线。对英国住宅建筑有深入研究并创立德意志制造联盟（Werkbund）的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为普鲁士推荐聘用了贝伦斯（Peter Behrens）出任杜塞尔多夫工艺美术学院的校长，波尔奇希(Duesseldorf Poelzig)到波兰担任当地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在此之前，维也纳分离派主将霍夫曼(Josef Hoffermann) 担任了维也纳工艺美校的建筑学教授，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 出任魏玛艺术学校的校长，而布鲁诺•保罗(Bruno Paul)则被推荐出任柏林工艺美术学校的校长。

在比利时人维尔德的推荐下，格罗皮乌斯于1919年出任魏玛工艺美术学校的校长。这不是一所新的学校，它是建立在魏玛工艺美术学校和美术学院的合并基础上的。学校很快有了新的名字：“包豪斯”（Bauhaus）。“Bau”在德语中是指建筑，含义广泛，而它另一层意思“种植”，会让人联想起播种、培育和硕果累累。包豪斯——这个词体现了莫里斯(William.Morris)、维尔德和霍夫曼的艺术精神，与其说包豪斯学校代表了18和19世纪的教育体系，不如说是中世纪砖瓦匠铺（在中世纪，泥瓦匠、建筑工人和装饰师的行会称作“Bauhutten”）的传统手艺的继续。包豪斯学校将以中世纪的行会为榜样，在学校内部形成一个向心团体。团队中只有学徒工、熟练工人以及学者，打破了普遍认同的教授和学生的关系。在格氏看来，“教授”称谓被认为是散发着学院作风的不良习气，应而一律改用“大师”。新组成的学校既是学校，又是工场，是手工业和标准化的试验田，在这里，所有艺术，只要它是合理的、健康的，都要为建筑服务。

包豪斯宣言手册的封面木版画，费宁格(LyonelFeininger)作，1919年

格罗皮乌斯把他自己看成是拉斯金和莫里斯、维尔德以及德意志制造联盟的追随者。在建立包豪斯学院之前，他在贝伦斯事物所里工作，而随后设计的法古斯工厂和1914年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小型示范工厂都体现出格氏驾轻就熟地掌握物质和力量的高度技巧。自哥特式建筑以来，人类的建筑技术还远未达到如此成功地战胜过物质的水平。但这些现代建筑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却是反哥特的。哥特式建筑的所有线条都各有其功能，大部分墙身都用来镶嵌彩色玻璃制成的圣徒们超凡入神的形象，并服务于同一个艺术目标——远离人世的天国。而以大片明净光亮的玻璃幕墙为标志的现代建筑却毫无神秘色彩，钢铁的结构框架坚固冷漠，无法引起人们对来世的沉思。唯有格氏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注重科学技术、追求速度、勇于冒险、崇尚艰苦奋斗的精神则给后人以启迪和效仿。

格罗皮乌斯在1919年出版了四页的小册子来声明包豪斯的办学目标和纲领，暗示着对那个时代的建筑的批判。其卷首插图是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一幅木版画，它将哥特式大教堂诠释成有立体派灵感的轮廓分明的形状，创造出将现代性与中世纪的崇高性相调和的形象。包豪斯宣言最前面的一段话昭示了它的梦想：

所有视觉艺术的最终目标将统合于建筑之中!建筑是包括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等艺术的最崇高功能，它们是伟大建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今，艺术孤立地存在着，只要通过能工巧匠有意识的协同努力，它们就可以从孤立中被解救出来。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家必须重新认识并学习房屋的复合特性，只有那时，他们的作品才会充满建筑的精神。

兴建于1248年的德国科隆大教堂有法国盛期的哥特式教堂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