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其实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至少在传统欧洲城市的意义上是这样。直至今天，它停留在大多数人心中的印象还是与世界第一大港相关的图景——吊车、船坞、货栈以及巨大的集装箱货轮。对一些喜欢繁华都市的人群来说，这里有点无聊，而对于喜欢平静生活的人群，这儿又显得有点喧闹。鹿特丹是从战后几乎一片废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仅剩的几座教堂和藏在街道里不起眼的半新旧建筑外，今天的市中心没有任何老鹿特丹的痕迹。这座城市在客观上不得不与传统割裂，寻找全新的可能性。这正是现代主义最希望得到的状态——不受干扰的全新开始的机会(Tabula rasa)，所有形成后来或蓬勃热烈或奇思怪想状态的各种条件大概也是源于这个根本原因。战后鹿特丹一直都是建筑师和设计师愿意光顾的地方，城市中很多不起眼的银行、百货公司、工厂、小住宅甚至绿化和桥梁都出自名家之手，但是这也仅限于诸如DOMUS之类的杂志对几个项目的报道。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城市才似乎突然光芒四射的出现在世人面前，让大家开始仔细观察和讨论它。显而易见，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以OMA为代表的当代荷兰建筑实践的成熟和持续对外“设计输出”。不管怎样，正是这个多少有点“另类”的城市成为当代荷兰建筑的“桥头堡”和无数设计师的“集散地”——设计之城。

鹿特丹城市景观

 荷兰建筑的当代发展到底为什么选择鹿特丹，而不是更有名望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或者条件？鹿特丹的荷兰当代建筑师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甚至联系？他们怎样凭借鹿特丹发展出各自的特色？首先，最为直接的方式是了解一下鹿特丹在荷兰建筑师心中的形象或者特点。正如前文提到的，鹿特丹因为战后“一无所有”而不得不“求新求变”的基本现实吸引了设计者的注意力，其实这种影响或者说新的城市“传统”直到今天，不仅对荷兰的城市研究和建筑实践，同时也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阿姆斯特丹遭受战火破坏较少，城市发展仍然延续着一贯的特色，传统和保守对于新思想的压力就要比鹿特丹大很多。库哈斯（Koolhaas / OMA）认为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是在荷兰开设事务所的两个选择。但是他却并不很喜欢阿姆斯特丹，觉得那里有点幽闭，感觉总在绕圈子。相对的，鹿特丹没什么形式上的约束，给人某种感觉会产生新的文化。Michiel Riedilk（Neutelings Riedilk工作室）觉得鹿特丹才是荷兰精神的象征，不仅指鹿特丹的城市条件，更是指那些可以更动的城市元素，它们可以发展生长，甚至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和城市氛围。这个城市给人的感受是永远在探索城市生活、氛围、基础设施和城市文化。在鹿特丹出生长大和受教育的建筑师Lars Spuybroek（NOX）在这里生活了40年，对这个城市更有发言权。他指出鹿特丹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的缺失，这甚至反倒成为一种文化。

如果一个城市有空白和缺失的东西，它就有潜力。对一座开放的城市来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阿姆斯特丹就完全不同，它太完整。另外一个吸引荷兰建筑师在这里发展的因素其实很实在——这里有较好的工作条件。正如MVRDV说的那样，鹿特丹有很多未开发的区域，空地和没用的房子，这给予建筑实验很好的机会。鹿特丹也是很容易接触的城市，尤其对年轻人来讲，比较容易找到房子和办公室。Koolhaas则说的更加像企业家，“鹿特丹的城市设施很完善但是却没有阿姆斯特丹那么诱惑，这里也没有资金压力，因为人口密度不那么高这就意味着用相对少的钱可以租更大的空间，对建筑师的工作来说比在其他地方更能集中精力和投资。”当然也有年轻建筑师因为在鹿特丹的其他公司有过工作经历并受到影响在这里“聚集”的。比如近来逐渐走红的年轻团队Group A，“鹿特丹是荷兰最有趣的城市，充满都市感和国际化氛围。它可能并不是最舒适的城市，但是却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氛围，有很多大公司设在这里。很多现在比较大设计公司实际上已经是第二代了，比如与OMA之间的联系。虽然我们没有在OMA，但是却在诸如MVRDV和van Egeraat（EEA）的公司工作过，所以顺其自然在这里工作。”

鹿特丹港集装箱码头一景

建筑师的这些直观感受反映了鹿特丹这座城市的特征和环境，以及由此带给设计者群体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使得当代荷兰建筑的发展和传播有了顺畅的产业构架和表达渠道，这可能是一种成熟设计体系和最终风格确立的机制保障。当然这只是城市外部客观条件所提供的资源，还需要建筑学与设计领域自身的内部“进化”与调整。毫不过分的说，OMA（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在这一时期的荷兰建筑发展和鹿特丹城市更新中，起到了“领袖”的作用。所以谈论鹿特丹与当代荷兰建筑师就必须首先谈及OMA，它的成功绝不仅限于设计领域或者工程实践，而是荷兰当代建筑学发展和新的社会文化的代表。库哈斯的影响力涉及鹿特丹建筑文化圈的方方面面。

1978年库哈斯在鹿特丹开设事务所OMA，极大的加强了这座城市的建筑氛围，这种感觉至今存在。我们不可能忽视80年代库哈斯与OMA在将鹿特丹塑造成为荷兰当代建筑“硅谷”所扮演的角色。从建筑文化角度讲，正是OMA在经济需求与城市策略上的持续努力，将鹿特丹与外界联系在一起。库哈斯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某种建筑理论的可能性，通过城市再生给予鹿特丹自战后“一贫如洗”的状态以新的城市景观特色，尽管这些理论并不仅仅针对鹿特丹。更为重要的是OMA在培养新一代荷兰建筑师所起的巨大作用和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90年代以后，新的一代建筑师伴随OMA的发展而成长起来，逐步成为鹿特丹新的生力军，例如Kees Christiaanse，Willem Jan Neutelings，MVRDV的Winy Maas、Jacob van Rijs和Nathalie de Vries，MAX.1的Rients Dijksta，他们在开设自己公司前都在OMA有过工作经历。这种经历使得他们在保持多样设计个性与建筑理念的同时也具备成熟的工程经验。Willem Jan Neutelings可能是第一批从OMA出来在鹿特丹开设自己事务所的建筑师，他有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图表研究方式，设计的建筑外形非常的具有雕塑感。MVRDV极大的发展了库哈斯关于建筑批判性形式语言与极端化表达，在城市密度和形成的景观方面作了很深入的研究，推动了90年代荷兰社会的讨论主题。MAX.1极力发展一种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概念，建立材料与现实使用的联系，刺激了荷兰主流商业建筑市场上那种平淡风格。Lars Spuybroek的NOX所讨论的策略和建筑语言，把他与北美地区关于虚拟数码和建筑设计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既继承了鹿特丹在国际化与变动性上的传统，也发展出新的建筑文化。NOX至今仍和OMA一起办公，产生某种奇妙的互动影响。

OMA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

也有很多建筑公司并没有直接与OMA产生联系，但是却在OMA所产生的建筑文化讨论领域寻找自己的特点。由建筑师、景观设计师、规划师和工业设计师组成的WEST 8，能够驾驭从广场和公共空间设计到大尺度景观与城市计划，建立城市影像与新类型建筑的联系。Erick van Egeraat自从与美卡诺（Mecanoo）分道扬镳之后，来到鹿特丹开始自己的事业。他刻意的保持与以前设计风格的距离，展示了对于材料和空间质量建构特征的把握，融合了技术投入与建筑语汇。Group A总是在一个项目上就可以呈现不同的可能性。作为第二代“后OMA时代”的建筑师，他们似乎是想更为开放的展现荷兰建筑师无穷无尽的可能。他们很愿意加入计算机设计的影响，但与NOX不同的是，这种与电脑的结合更接近于Egeraat的风格，一种更通用的国家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