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及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建筑文化行走中，人们会发现，我国对古建筑的保护虽有章可循，但对中国近代建筑史及其作品的保护力度却是远远不够的。对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大力倡导建筑文化遗产应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表达。按此思路，建筑文化遗产至少应包括国家、地区、城市、社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建筑；不同历史时期重大事件下的典型建筑；体现城市特色风貌的代表性建筑；名人旧居、故居、路居及纪念陵园建筑等。

用文化遗产观审视城市与建筑旨在提升三层意识：阅读建筑、记忆建筑、书写建筑。我们在梳理中国近代史时发现，19世纪至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转折期：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庚子之役等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对当时的建筑产生深远影响。

在1900年庚子之役后的第一个10年中，我国的建筑体系悄然发生了变化。从1906年清廷宣示“预备立宪”到1912年2月宣统下诏退位的5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专制向共和政体的转变，作为物质层面的建筑功能与技术都出现全盘西化的趋势。清末“新政”和“立宪”时期，官方重要建筑由政府直接指定西方建筑师或中国建筑师摹仿西方建筑进行设计。

用文化遗产观审视城市与建筑旨在提升三层意识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作为洞悉历史的建筑评论人应从民国热中分享并创造一些属于辛亥年的成果。年初，多本与辛亥革命相关的书籍相继出版，将人们的阅读视野拉回百年前的民国时期。建筑传媒人士及评论人难有辛亥革命史论及人物传记，而从“事件建筑”的角度展开辛亥革命建筑专题研究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空白”，也是力所可及的。建筑传媒人士和评论人可以从建筑入手，获得大量的资料，从侧面展示当时的社会情况。

专业人士在研究的过程中，如何理顺全新的建筑学脉络，如何使之融入国家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庆典文化活动之中，这些问题值得大家思考。我不由想到报刊上对辛亥革命纪念碑主创建筑师徐东昕的评价。

从众多纪念碑方案中脱颖而出的徐东昕认为，解读历史、寻找建筑灵感，就要从一座城市的创新血统入手。武汉是一座颇具活力的城市。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武昌起义等事件，使武汉成为一个有着创新思想基础、群众基础的城市。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不可局限于传统手法，而要用现代建筑的语言进行表达。

针对媒体指责辛亥革命纪念碑与美国华盛顿纪念碑相似的问题，徐东昕表示，由于这两座纪念碑记录的史实不同、解决的问题不同、承载的意义更不同，两个设计作品完全没有可比性。

我认为，徐东昕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思想不仅体现了他的历史洞察力，更反映了他的建筑历史创作观。建筑历史教科书告诫我们，中西方建筑史有诸多不同之处：中国古代建筑史多从考古、基本做法出发，三千年不变；外国古代建筑史多从社会发展史出发，一般联系哲理及美学分析，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建筑已成为整体。近现代建筑史越来越偏重于文化学，注重流派和时代潮流，且逐步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列宁曾表示：“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浅薄的东西与通俗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问题、深刻的学说。”建筑师与设计家有创作的难处，评论家更有批评家的难处，好的评论家是鉴赏家，三句话可顶一本书。古人评书、品诗、论人，寥寥数字，可点到筋骨。

评论是一次发现之旅，是对设计作品的再策划。好的评论要站得高，至少要充分理解设计师的整体创作意图，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好的评论犹如一双擦拭的手，能化腐朽为神奇，通过评论彰显作者的艺术境界、生命品格与高旷的人格。

我以为，无论是从建筑评论还是建筑文字编辑与策划的角度看，人们都需要明确什么样的文化是具有真正软实力的；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传播该建设什么样的传播平台；作为新一代建筑媒体人该怎样高举评论之旗，在歌颂人性美与善的同时，为不断出现的建筑新作品担当鼓吹手，或许这才是城市建筑评论的功效及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