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桥”是南京湖南路（全国文明一条街）上的一条步行街。这里是典型的视觉冲击场所，而且类似这样的喜庆+热闹、欧陆+传统在全国来说，都是惯用的城市设计手法。无疑，因其商业街的特殊气氛，建筑的视觉因素所起的作用更为广大。城市与建筑是物质存在的，其存在的视觉因素是对周遭人们起影响的最直接因素。如果我们在讨论城市，那么使用者使用的是城市空间，建筑空间的使用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而其立面效果则成为人们活动的背景，绝对不能予以忽视。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里似乎成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市典范。

一位加拿大建筑师在参观了湖南路狮子桥的灯光隧道后耸了耸肩：“你们南京人真有钱，这种东西我只在拉斯维加斯见过。”倘若长官们听到，必然喜上眉梢——与世界接轨了！然而建筑师话语里的深层意义是什么，他的耸肩已不言而喻。我们要问，这样的结果是因为长官喜欢，民众喜欢，文人喜欢，抑或建筑师喜欢？隐藏在“装饰”心理背后的中国社会心态是如何的？这种“视觉效果”对城市到底好不好？这也正是文章题目中“？”的意义所在！
        王澍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对现代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的现状作了三点总结：“第一，城市正在丧失整体性，这既体现在城乡的断裂与对立，也体现在大都会本身的支离破碎。第二，城市丧失了丰富性。不知不觉之间，有如此之多的东西从城市中撤退了。第三，城市丧失了差异性。人们通常指责正统的现代城市缺乏差异性，很少正视当今所谓彻底多元化的城市不过是平庸的重复。”这三个论点完全适合我们所关注的狮子桥，视觉的零乱不堪，良莠不齐，建筑类型的怪异，正逐渐的破坏着街道的整体性、丰富性、差异性。

为了方便归纳，这里确定了几个名词：

1、欧陆建筑：带线脚、山花、色带等欧式装饰；

2、传统建筑：有仿造的大屋顶，雀替等古建筑元素；

3、现代建筑：符合现代建筑的创作原则；

4、广告建筑：已没有立面，大幅广告牌即立面。

以下是对狮子桥上所有沿街建筑的分析，从视觉分析的角度出发，分立面、材料、广告牌、“狮子”四部分。很明显，上面的图象分析表明视觉效果的获得基本上是靠装饰获得的，这也是目前最为泛滥的塑造城市形象的途径。

距今约800年的宋《景定建康志》记载：“狮子桥在城北湘宫寺北”，可见狮子桥古已有之。在狮子桥步行街与湖北路、云南北路交界处，有一段道路明显凸出，地下正埋着一座狮子桥。有关部门曾设想挖出全貌，雕以石栏，为南京添一新景。可惜因年代久远，整个桥梁沉陷低于地面，又正在三条道路交叉口，技术上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反复论证之后决定：“保护性埋于地下，留待后人解决吧。”
论证后的决定留给我们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话题：倘若技术允许，狮子桥被挖出后，这个难得的人文景观会以何种面目示人？从抱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建筑师角度来说，当然不希望这座拥有1600年的石桥落得被装饰一新，仿佛刚刚诞生一样的下场。然而，“有志”将狮子桥建设成著名的美食一条街的人们会轻易放弃这一相当具有“文化意义”的卖点吗？狮子桥美食街入口处花费几十万的石牌坊，湖南路上耗资上百万的巨大火炬，还有蹲在其上的两眼放光的用轮船上特制玻璃钢制造的大狮子，一切的一切正说明官员们多么努力地在打“文化牌”！掌权者们曾用“后现代”的观点来诠释建设定位，尽管他们并不拥有对于“后现代”的基本知识。当然从广义上来讲，诚如学者贺承军所认为的：“后现代”是无法定义的，也无须定义。在建筑界一种普遍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是六十年代以来一切修正或背离现代主义的倾向或流派的总称。而“后现代”则可作为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中国社会行为的话语代码。

通过“向拉斯维加斯学习”，我们为“向狮子桥学习”打上了“？”尽管这里的城市形象完全符合后现代主义始作俑者——（美）文丘里所推崇的东西“信号、标志、铭牌”等等，可是认真地审视狮子桥，各式各样的建筑形式和装饰元素传递的却是繁杂庸俗，美感无存，更不用说文丘里的批判意义了。这里选择“后现代”作为对当前中国城市设计行为（主要指视觉效果方面）的概括语，因于“后现代”在现时的话语机制中，已渐渐失去最初的背叛性与先锋性。更为理智的理解是将其作为未继承成熟现代性的中国当下社会行为的概括，并且无论人们是否理解，这个词语已不在神秘和陌生，已成为普遍的话语权力，因此可作为我们与各方面交流的基础。

如同在对拉斯维加斯的研究中一样，文丘里尽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建筑师，却没有把主要力量置于用建筑语言进行城市设计上，而是比在建筑设计中更多地运用非建筑的象征性、装饰性的符号。也许他的行为可以为中国城市的长官们（如果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建筑师）找到有力的注脚，并且这些中国翻版却实实在在地建成了（湖南路上巨大的火炬与狮子）！

到底中国社会的人们如何看待城市设计，审美心态形成的土壤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去解读中国城市现状的生成原因？20世纪上半叶，科学的昌明使得利用建筑技术来满足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要求已不成其为问题，维持鲁威的“适用、坚固、使人愉悦”的建筑三大要素中，真正在理论界构成争论的焦点在于建筑形式或美其名曰建筑艺术的问题。既然人们已经发现现代主义并不更能保证一种美好的生活，为何不放弃这清教徒色彩的戒律，听任业主和建筑师们变换花样让大街更诱人些呢？

在物质文明度过其繁盛期后，人们的兴趣、思想自然转到文化、秩序、人文主义的历史主义方面，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和历史风格的再起，其文化基础便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和新兴的信息工业，充分发展的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多元论。在多元论的时代，各种艺术门类都受到折衷主义的冲击。折衷主义者声称：没有任何人必须盲目地接受单一哲学体系（或单一建筑体系）的遗产，而排斥所有其他的遗产。每个人都必须独立地理性地判定，过去应用的什么哲学论据（或建筑组件）还适用于现在，然后认可和尊重它们，而不管他们的来龙去脉如何。由之，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开始坦率承认纯粹构图、装饰和历史风格的价值，同时并不企图形成一种新的正宗。扩大美学领域、讨论整个历史时期，并不在于某种主义的自圆其说，而在于适合特定条件、与众不同，并且力求尽快得到业主的认同，因此无论什么主义、手法都只是一种大家共享的工具。

但是，在某种内在的视域中，我们却仍必须在全球化的语境里，方能解释若干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现实，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角色与国内格局中的市场定位，在世纪之交开始呈现弥合。对于城市——这一始终特异的综合产品来说，尤为突出。

世纪之交，人们或许已经失去了关于城市的某一种单一的确定目标的信念。空间组织和设计的原则将根据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倾向而各自不同；并且随着光阴荏苒，原则也会变化。规划工作者的工作将被代之以仔细的观察我们变化着的世界（一种科研功能）、作为合理发展的代理人（实干的事业家的功能）、同时尊重人和自然（在彼此相互竞争的利益间进行调停的道德功能）。这样一种普通的、谦逊的姿态可能更为适应城市正在承受一种动态秩序的冲击、城市环境看来正渐渐丧失其永恒性的时代。

上世纪50～60年代，社会学家对功能主义原则导致的简化论所产生的城市问题首先发难，建筑师们也感到急需更多地了解视觉交流的机制，了解社会行为，了解政治意志的表达和在城市中起实际作用的象征主义。从此他们逐渐获得了新的城市信念，即为了对未来可能的城市景观进行全新的、有促进力的理解，必须放弃那种道德说教式的、制定清规戒律的文化先锋的立场。中国城市建设的喜闻乐见、大众化似乎符合60年代建筑界改良城市的普遍意识，然而中国城市的发展却没有循着一条健康稳健的道路发展，西方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在这里已被歪曲了其本真的社会意义，被肤浅地理解为对城市面貌的装饰上。

在已经钢筋水泥化了的清华大学建筑群里，有一座不惹人注意的石碑。这座碑，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建于1929年，即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周年时，陈寅恪撰铭，梁思成拟式。王先生为何而死？年轻人多少觉得有些蹊跷，文化人也说不清楚，也许用先生年轻时陷入的关于“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的难题来解释更为可信。先生当时想从哲学转向文学以求逃避，但是，人一旦登上哲学的云端，就无法返回。在王国维站立的地方，茕茕孑立，孤独让人产生悒郁，悒郁让人走向死亡。“后现代”的人们用取消“可信的”、只留“可爱的”的办法消解这一命题，但是，失去了信仰的人们，在充满幻象的“可爱的”世界背后看到的必然是更为广漠的孤寂与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