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体的形态与情感赋予建筑，或将人类自身的功能形象直接、间接地投射于建筑，使无生命的空间与材料充满活力，是人类自我表现的本能意识之一。黑格尔认为：“建筑学可以被理解为是自身物质的表现，而在表现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人体象征的手法。”乔弗莱·司古特亦指出：“把世界人性化并用与我们自身及意志相似的方式去解释它的天真的、神人同形论的方法是建筑学的基础。我们把自身与建筑外表等同起来，从而使整个建筑不自觉地赋予人的运动和人的情绪，将自身改写为建筑术语。这就是建筑的人文主义，把我们自己功能形象投射为具体形式的倾向。”作为结果，以建筑为媒介的身体被转化成一种在建筑内部的旅行，无生命与有生命的物质在此寻找到了一个新的会合点与连续性。探索从维特鲁威到当代建筑的“生命力”。不难发现，这种最初始于人类原始需要的人性化建筑模式，由于技术的引入，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秩序和形式测量的模式，而是具有了高度的敏感性、灵活性、智慧性及与人的交流能力。

一　古典时代的有序理论与文艺复兴的发展

古罗马的维特鲁威通过将人体尺度完美和谐地内接于圆与方形，将人体直接投射于建筑，建立了以人形比例关系为基础的建筑模型。建筑从人体中衍生出其权威、比例和构图。此后， 维特鲁威的理想身体测量被各个时代的建筑师解构和演绎为不同语言和色彩的万花筒。

建筑学可以被理解为是自身物质的表现（图片来源：百度）

正是维特鲁威的理论使人体的客观秩序与理性的数学、客观的自然、神圣的和谐性相匹配，从而奠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基础，成为激励文艺复兴理论的主要资源。16～17世纪的探索与开拓，宗教的分裂和哥白尼的改革，导致了再生宇宙的和谐，并唤起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众所周知，将人体的概念作为人的小宇宙和神的大宇宙间的协调模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建筑设计的支点。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从阿尔贝蒂到菲拉利特和雷奥那多，都赞成这种建筑与人体的类比。对他们来说，建筑是名副其实的人体，他们确信情感的天生本能允许人们调整空间比例使之成为与宇宙相和谐的部分，并先后提出了：“巴西利卡具有人类身体的形状和尺度”；“城市具有人类身体的品质、尺度和形状”；人体“包括洞、入口和导致它的恰当功能的深层空间”在这里，建筑被赋予有机的性质，从而成为人体的替身及人体功能的象征。

二　时代演进中人体失序与建筑表达

在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1900年出版)之后不久，亨利·凡得菲尔德提出了在身体的生命灵魂与空间关系之间的对话。因此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人们不再把身体作为一个感知系统，而是将其视为心理系统。从身体中心崩溃到封闭艺术形式的瓦解失序，包豪斯艺术所表现出的独特性是十分明显的：它以生物的机械体作为探索新空间的工具，结构和空间的几何形状在此变成了一种自然与文化、技术与生物的会合领域。住房被视为子宫的替代物，“在比较机械类比中，心脏被比作泵，神经系统比作线路，脑系统被比作计算机……”由此打开了一个与有机形式相适应的建筑新趋势。

在人体符号之下，建筑开始去拆散、暴露身体，开放肉体、取出内脏、膨胀变形，去穿越神经错乱的大脑，并且努力探索超越有机体的潜在事物。这种失序的建筑不再服从于中心和稳定，它的边界变得模糊，形式变得隐喻；它的力量更多地存在于碎片与破损的暗示之中。由此建筑通过有组织地被技术所延伸，连接着生物节奏和被信息流所环绕的宇宙媒介，将简单依据于人体尺寸度量代之为一个全新的“我们化身的出现]。

20世纪60年代，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迅速成长的流行艺术及媒介以令人激动的乌托邦形式表现自我，发现了建筑与作为其隐喻资源的解剖结构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并将其作为人们掌控中的新建筑的象征性资源，从而使建筑呈现出一种敏感、灵活和可调整的结构。这种趋势发展到80～90年代时，身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再能够产生一个普遍与决定性的设计标准，而是更多让位于围绕着生物通讯技术及动态适应能力而展开的建筑探索。

建筑与城镇形式中错综复杂的、动态和无秩序的特点无疑是最迷人的（图片来源：百度）

当现代运动受到合理化问题的困扰，建筑与城镇形式中错综复杂的、动态和无秩序的特点无疑是最迷人的。在豪斯·拉克维也纳集团（Haus-Rucker-Co）与蓝天组（Coop Himmblau）所提出的实验性设计中，空间探索计划和更加神秘的身体器官的有机组织，共同成为激发他们建筑创作的直接资源。皮亚诺和罗杰斯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可以被概括为构想建筑而非砖石建筑。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类似于人体结构的分解。此后，建筑对人体的精确铭记或形象模仿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而代之以流动易变的形式作为身体的特征，形成一种与周围环境的连续性发展关系。

如同一幅没有中心和秩序的画，建筑中日渐增加的失序与参差不齐的混乱边界同样具有不可测量的特点。从这种意义出发阿基格拉姆（Archigram）的设计技术和巨大结构的张力比由维也纳集团（Viennese groups）所建议的物质刺激包含着更为重要的基础。这种发展趋势逐渐将机器与人之间、身体与身体之间的接触缩减到一个亲密的联系之中，提供了一种多元感受刺激的实质性尺度。阿基格拉姆在景观与建筑之间，在复杂多变、适应性强的自然形式与几何图形之间寻求一种新的结构逻辑。这种由技术所导致的复杂性与灵活性概念，以一种丰富的形态给建筑形式注入了新的生机。

这一发展线索在彼得·柯克（Peter Cook）的许多作品里也有非常清晰的体现。他用隐喻手法揭示了分层的巨大结构的崩溃，创造了独特的“溶解建筑”。其1988年创作的西柏林外之路（Way out West Berlin），在废弃的城市区域建立起一个地下文明社区，建筑在地层之间自由滑动，逃避了权限与控制，并且以纷乱失序的自由形式融入到整个城市的景观之中。

建筑不再受到完整与秩序性的约束（图片来源：百度）

失衡、无尺度和凹凸不平正是里伯斯金设计中引人注目之处。其方案具有复杂与不可预测的特点，建筑不再受到完整与秩序性的约束， 而代之以混杂因素的无序添加，积累到原始解构形式，并投射于城市的每一个方向上。其代表作犹太人纪念馆以纳粹大屠杀的痛苦记忆为主题，将平面定义在线与线之间，在一个五角星形上，蜿蜒曲折的纪念馆路线与大量断裂的直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博物馆的入口延伸至地下，整个空间围绕着它移动并会合于空旷的深处，而这种开放相对于整个城市来讲不过是一条狭长而锋利的裂隙（图4）。

三　生物技术发展与当代建筑空间的会合

处于移动中不安定的存在是当代世界的真正焦点， 这与建筑逐渐倾向于从物质的世界移开而接近于水流、运动、联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那么如何使建筑设计方案体现出时代空间特征的活力呢?平衡和结构不稳定或临时性的思想是当代建筑一个显著的特征，设计师在努力摆脱笛卡尔精密严格的设计思想限制的同时，正努力寻求一个与复杂自然现象相互作用的、具象的建筑模型。

与此同时，作为生命所在地的身体，变成了建筑中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信息交换而不断调整自身并与之相适应的模型。原有的稳定几何形被依据于地壳混乱、失序运动和在时间进展中形态学模拟的逻辑所取代。作为一个母系形态尺度的研究，建筑显现了一种隐喻的本质。当代建筑作为一个外部结构（相当于身体外部）与内部空间形式、规则(相当于身体内部)的混沌状态的结合体，在有形与无形事物的边缘之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在法兰克福大学生物中心的设计过程中，埃森曼运用了DNA在蛋白质合成过程中的三种机制：复制、转录和翻译作为建筑布局的主要构思，它以一种连绵起伏的波浪形式创造了一个具有尺度和意向的空间形式（图5）。这一手法通过形状的改变而被连续运用于加地斯会馆（the house Cadiz）和辛辛那提的阿诺夫中心（Arnoff Center in CinCin nati）设计之中。日内瓦图书馆(Geneva library)设计结合运动中无秩序的几何形，追踪人类早期理想图形的记忆，打破原有的功能布局概念，形成“实际房屋”方案基础。这种构成的复杂性产生了极端的流动性，结合思想上的模糊和形式上的消失，形成连续的、从有限到潜在的、从可能到想像的设计形态。

位于克利夫兰（Cleveland）的路易斯住宅设计，结合弗兰克·盖里和菲利普·约翰逊的精心策划，向人们展示了建筑令人吃惊的效果。一个正交性的建筑被打破，而变成了螺状、贝壳状等生物的表面形态，使建筑倾向于一个被包围和层叠的洞，其自由的形式逐渐打破了权威性的设计方案。

特别是在90年代期间，景观与建筑设计不断改变体积和外表，许多令人惊奇的非正式形状代替了可测量的空间，它们表达了失序、动荡、收缩与扩张等运动，从而形成生命体系中重要的动态特征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对建筑组织的解构，寻求一种当它变得无组织时所具有的物质性与流动、灵活的生命形式。

四　电子人体与未来建筑发展趋势探索

当代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正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从信息媒介到行为空间，使建筑可使用的参数不再仅被人体生理学和它周围的环境所限定；信息技术与遥控系统则更使人类超越空间距离的局限性成为可能。将人体与技术相融合所形成的电子人体，是联系着生物节奏和被信息流所环绕的宇宙媒介的有机组织；同时，由于数字信息的清晰本质，更允许我们同神秘的自然界进行直接对话。

实际上，电子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解释为有血有肉的人，他的感觉联系着他的能力，控制着他自身的性质。从把人体作为生物机械系统到将其作为生物电子系统，是一个从正规对应的拟人模式到将人体与空间通过机器电磁相贯通的新形式的根本飞跃。这种远程的会合，不仅使自然人工化成为可能，而且也实现了人工的自然化。 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的关键点被视为变化、失序、层叠的地貌系统，其中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远远超越了实际度量。

在电子空间中生命形式可以采取更大的自主权，从而逐渐将研究推向更加自由的领域，开拓人类居住中新的战略计划。在80年代建立了信息实验室之后，研究主要集中于身体、建筑和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根据这种方式，身体变为一个在真实与虚拟世界间的二元领域。身体的失序无疑会令人类对世界和自身产生新的质疑，作为结果，就可能会将人体想像为其他可能的空间形式，使之成为一个能够通过自我组织与调整，对周围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模型。这种蕴涵着技术性的身体，通过电磁的连续性与空间相连， 能够意识到其自身的变化并与环境交互作用，从而达到与建筑的协调一致性。因此，通过电子提供的可能性，当代建筑正倾向于演变为一个具有生物体本身敏感性、灵活性与相互作用性的动态、发展的“身体”。

电子学向我们揭示出不同于机械世界的、自然界的极端灵活性。当自然的概念联系着生命系统混乱失序、创造性和不可预见的本质时，使用定性的测量来理解其复杂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以IT技术为特征的电子机器，在时代的演进中扮演着一个不可否认的角色。计算机通过自身能力去看待混乱与失序，并且努力探索以它们开放和动态性质为特征的新秩序。

建筑在20世纪后半期关键性的革新，正在于它与机器的紧密联系。20世纪早期对于建筑内部结构的探索，成为深入更新世界结构的象征，为建筑和围绕着它的各种力量间的活跃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指导。在当代，这种更新的关键被认为是通过建筑与电子成分间的整合，赋予建筑生命系统的敏感性与灵活性，以人体的隐喻象征逻辑来替代古典的数据度量和语言逻辑，从而摆脱了以笛卡尔和欧几里德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僵化的狭隘思路，以生命系统灵动的本质去感知周围世界，创造出智能化的空间。

混合了遗传基因与信息代码的生物和电子技术的介入无疑为建筑设计开创了新的未来，更进一步体现着人类复杂活动的组织灵活性，为真实与虚幻之间、人体器官与非器官之间的混合领域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由此，数量的测量被质量的测量所取代，计算的过程被人体隐喻的象征所取代。它有力地克服了早期的机械主义研究，在技术与生命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对话关系，来满足建筑设计中非限定性度量和灵活多变的形式，允许并鼓励模糊界限的存在，并将目光投向身体与建筑景观的远程会合，去探索存在于空间中的相当灵活的运动， 为未来建筑奠定一种新的和更加复杂的度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