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社会服务的缺位与变异。

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既在于独具特色的建筑和标志物，更在于便民、便利的公用服务，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提供更好更优质的社会服务。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中国的城市民众逐渐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也即个人生活一切都放到社会中来，一切都由社会来“补位”。但遗憾的是，社会没有及时“补”上来，政府也没有很好的完成由“管理”向“服务”角色的转变。

当下的中国城市，公用设施如医院、图书馆、剧院等，有是有的，但是分布密度不够，内容提供有限，离民众需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政府应该合理规划和布局；同时放开空间让社会也参与进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公民社会建设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建市民社会的格局。

第五，沦丧的社区精神，社会人际交往中缺乏信任。

当下中国城市居民的社区，楼建的越来越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却越来越少。社区缺乏基本的活动，社区精神就更谈不上。社区居民至多在遭遇到切身利益问题时才会联合在一起，平时很少来往。社区精神的缺乏，对孩子的成长尤为不利，没有玩伴，没有游玩的氛围，在成长的过程中只有长辈的“教化”，没有同辈的“同化”。

社会学研究认为，信任是社会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前两年媒体曝光的南京彭宇案，一位因为扶跌倒老太太站起来的市民，竟然被老太太和家人告上法院。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也严重影响之后更多市民在遇到此类事情时的处理态度。等等事例，折射出社会中人际交往信任的缺乏。作为生活在都市里的市民，本身就是陌生人的聚合，大家在城市生活和交往，共同促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是需要发生一定程度的交往和联系的。而在交往中只遵守规范，没有一定的信任度的话，会严重影响彼此合作的顺利程度和合作成功效果的。

第六，对城市贫民区非理性、野蛮改造。

眼下轰轰烈烈开展的对“城中村”的拆除和改造，媒体报道基本上正面为主，显示了城市改造的成功。恰恰相反，《美国大城市死与生》书中对二三十年代美国一些大城市强行迁走和重建当地贫民区的行为，评价为其实质只不过是把贫民区迁移到其它地方，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贫民区。而且，其行为大大增加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也减少和影响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当下中国城市“城中村”的拆除和改造，也是同样道理。本意是好的，但是政府没有想过，“城中村”改造过后，本来居住其中只需付很少房租就可以住在市中心的人，如何再以同样低的成本留住市中心呢？人留不住，贫民区也没有消除，只不过把人从这个地方迁到那个地方。这是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和理性思考的地方。

去过台北的人，有时会惊讶台北的街道并没有上海漂亮和整齐，有的地方弯弯曲曲，有的地方破烂不堪，貌似与台北大都市形象严重不符。实不知。这恰恰是台北的都市魅力之所在，让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有尊严、自由的活着，这本身就是城市生活的目的。

第七，如何将城市外来人口的落户城市与城市发展协调统一起来。

城市的发展靠人。在当下中国城市，源源不断的各种类型的外来人口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力军。

外来农民工的落户城市将是一个日益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的大问题。他们的第一代是出生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将来还是要回到农村。而第二代则是出生在农村，长大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其内心中也有落户城市的想法。第一他们很少接触农活，回去也没有意义；第二，内心也不想回去。

在中国目前现行户籍制度下，落户城市并不是那么简单，涉及到户口、社保、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迟迟未放开的原因。

但是，随着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长起来，这个问题日益变得棘手和紧迫，需要政府和社会重视起来，研究对策加以解决。

在世博会即将来临之际，反思和审视这些问题，我想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如何让城市更美好”一直是城市主政者喊出的口号，也是生活在城市的民众希望能真正做到的。以上七个问题，都是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或近或远将面对的重要挑战。这些问题处理的好，将大大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感觉“生活更美好”；处理的不好，将延缓甚至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向前发展，也会使城市化发展失去原有之义。希望今天的政府和城市规划者，认真学习和更新城市发展理念，站在城市生活者角度来进行决策和规划，在推进城市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让城市生活真正美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