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的奥运行动规划中，第一种价值标准都被遵循了，专项规划涉及文化、科技、生态、数字、交通建设和管理、能源建设和结构调整、战略保障、社会环境等，非常全面。但是，带有愿望性的价值标准和弱势的价值标准却并未得到充分考虑。尤其是这两组价值标准包含的：增强社会平等；减少迁移；增强社会的交融性、创造强烈的社区氛围；增加选择性和多样性；增大对未来的适应性，等等。得到考虑的，包括文化、社会环境和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在具体内容上仍然显得陈旧。例如，强调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包装和商品化，强调全民学习英语，却并没有足够的措施鼓励当代艺术家进行自发创作(在联邦德国，每次公共项目建设的投入中必须有15%用于购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或者鼓励社区的自发活动(过多地“组织”活动对政府来说也是一项难以胜任的繁重工作)，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人们对北京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很少会在一两次自上而下组织的活动中形成。让艺术服务于某一个主题，就像让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某一个主题一样，很难造就长期效果。“献礼”式的活动和缺乏长期根基的仿古秀和文化的真正繁荣之间的关系，与地球和天王星之间的距离相当。

北京奥运场馆（图片来源：百度）

总之，设计者应当尽可能地预见未来城市的需要，以便减少在未来“伤筋动骨”的重新建设导致的浪费；其次，如何在大规模的规划建设中保持对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关照，使北京成为一个激发灵感、更适宜居住，并且真正让人具有骄傲的归属感的地方。在第二点中，为市民社会和小型商业活动留下发展空间是最简单的办法。还有，我的天啊，请留下那些可怜的、漂亮的树吧！

奇怪的是，虽然我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史证明了自发力量是一切发展力量的源泉，对“混乱”不必要的担心依然在主宰我们今日的城市管理理念。拆除一切，砍掉一切自发的东西——比如三里屯的酒吧街，代之以齐整昂贵的商业建筑，就是这种理念的结果——当然，这后面还有其他叮当作响的声音。

关于现代主义的“完美”概念。在马歇尔•伯曼关于现代性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当中，他在前言里提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西总统库比契克主持设计的巴西利亚城。那是一片从空地上建造起来的首都城市，在地理上正好位于巴西的中心。它是由现代功能主义建筑师科比西埃的门徒科斯塔和尼迈耶尔计划设计的。“好像到了一个巨大的空无一物的地方，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独。那儿有意地缺乏人们能够在其中会面交谈乃至聚在一起彼此看上一眼的公共场所。拉丁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亦即以一个广场市长为中心组织城市生活的伟大传统，被明确地拒绝了。”

伯曼所说的那种“排斥或敌视变化的现代主义”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这样的设计者希望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城市，“它的边界可以扩展，但它永远不会有内在的发展……科斯塔与尼迈耶尔设计的巴西利亚要让它的市民——以及整个国家的公民——无事可做。”这似乎正合我们城市管理者的意图。但是，我们谁喜欢“无事可做”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