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古村落看作一个老人，他正以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死去

“中国古村落已很难延续了”。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建筑系教授戴志坚提出这一观点后，引发了来自古建筑、文化和民俗等领域的与会学者的共鸣。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学者面对古村落保护如此深重的无力感？是他们太过悲观并且危言耸听吗？并非如此。

“没有将来的事业”

当记者就“悲观说”向中国乡土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求教时，他连用了三个“极”字：“大量有价值的古村落保护得极少，破坏得极快、极凶狠。”几十年来，陈教授马不停蹄地在大江南北的古村奔走，为乡土建筑做测绘、编制保护规划、著书立说，但这都没有抵挡住古村的消失或走样儿。

2003年以来，我国公布了四批共计108个历史文化名村，相对于中国数以万计的古村落而言，这样的比例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从2005年到2009年，戴志坚带领学生走访了福建省内40个古村落，约占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的70%。戴志坚表示，五年下来发现，古村落保护面对的问题成堆。

空心化是古村落保护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村民纷纷离开世居的村落，迁入县城或沿海地区，村中只有老人留守甚至空无一人。木结构建筑一旦无人居住就坏得极快，房顶长衰草、坍塌，屋内爬白蚁，满目疮痍。

还有些农民在旧宅基地上造新房子，大量的旧房中冒出新房。新砖房上贴着磁砖，如此不协调的建筑成了古村里的怪物。而村民们对古村保护的认识也不尽一致，有人对戴志坚说，“老屋有什么好看的，你们整天来，叫你们住，你们住吗？”

因修建电站消失的古村落——福建宁德市洪口乡莒溪村 （图片来源：百度）

“即使以后国家有财力再整治，原来的痕迹已经破坏了。我经常觉得自己做的是没有将来的事业。”戴志坚说

“以后我出书配图只能写古村遗照了。”戴志坚的著作中就有一张福建宁德市洪口乡莒溪村的遗照。小村建于明代，2007年因修筑电站，村民整体迁出，古村没入水中。

长满烟囱的古村落

古村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还是地方政府对古村保护的漠视、投入不足，甚至一拆了之。很多古村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急功近利。

闽西北贡川古镇是闽江上游重要的水陆码头。1996年，当地政府花了6000万进行街巷改造，把许多骑楼和街巷拆光，在城墙上修马路。

上世纪90年代，戴志坚曾慕名到福建某历史文化名镇参观，却发现镇上正在大拆古建筑。一两层的木旗楼全被拆掉，满街都是柱头、柱脑、斗拱等木构件，除了少量被收购外，其余的一把火烧掉。“福建最有韵味、最繁华的古村落都是傍河的水陆码头，而现在这些地方要么消失、要么毁于开发。”

 古村落的整治、搬迁和维修都是需要大笔经费的。每年背负引资招商的指标、希望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官员自然没有积极性。而税收高、见效快的工业企业，往往成为各村落引资设厂的首选。贡川周边有100多个外资或合资的厂房，巨大的烟囱每日喷射着高污染物。

在戴志坚看来福建客家古村落中最漂亮的连城县芷溪村，也已经被工业厂矿包围。芷溪村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村中有100多个完整的祠堂，民居三四百幢。

戴志坚认为，目前我国古村落保护的主要难点是投入不够，还有的地方把村落保护经费挪做它用。“古村落保护不能等，等国家经济形势好了就都塌光了。”

乌龙规划破坏古村

有工矿企业的古村怕村落保护妨碍其经济发展，一些依靠旅游致富的地方则正以另一种方式毁坏古村。

世界遗产福建土楼所在地南靖和永定，建设性破坏正在导致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古村的生态环境本来就薄弱，为了旅游，村落旁修起了四五个四星级的大宾馆，与村落争地、争资源。“为什么宾馆不能放在县城？”

连城县碧洲村的永隆桥、天后宫、文昌阁  （图片来源：百度）

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以后，除了六七个古村的土楼身价百倍之外，其他的1万多座土楼无人问津。

为了发展旅游，古村落出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改造。福建永定的“土楼王子”振成楼在申报世界遗产时，请某地园林局来做环境美化，竟造出城市园林空间的元素，如竹子、假山和水面，后来在专家干涉下又花钱拆掉。

陈志华教授也提到，目前有一些并不懂古村落保护的人在做保护规划。山西古村碛口镇就是因为一个乌龙规划，一个镇被分成两半，镇中造了一个大广场，广场上造城门。“连小学生都知道城门在城市的边缘，这种滑稽的现象在全国却很普遍。

陈教授还气愤地提到他曾付出无数心血的江西古村婺源。不仅在村口收费，还把国家的公路掐断，装上栅栏收过路费，每个人180元。“这简直是梁山泊草寇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一家之言：混搭建筑维修之罪

维修性破坏，是古村落衰败的一大因素。比如在福建，民居种类繁多，大概分为五六大流派。福建山高水险，古代交通不便，加上方言驳杂，语言不通，很多人老死不相往来。从前的古村落维修请的都是语言相通的工匠，技艺也只在同一方言区流传。“现在交通发达，反而造成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建筑出现。”

戴志坚2006年去福建历史文化名城建瓯时，发现维修后的文庙（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屋顶上出现了嵌瓷（剪瓦）。这种工艺只在漳州、厦门一带的闽南地区存在，为什么会跑到闽北的建筑上去呢？原来，做修缮的是来自闽南晋江的工匠。

戴志坚认为，目前用于维修古村落的建筑材料，如砖瓦、木料和油漆都不比从前了。“以前都是矿物质涂料，100多年颜色不变，现在的油漆七八年就脱落了。我们的古建筑维修水平在退步。”一些老工匠手艺传不下去，以前讲传男不传女，现在是男女都不传。“做一个祠堂或庙要一两年，赚不到钱。”

语言障碍过去保证了建筑技艺流传的纯粹，现在竟成为流传的障碍，浙江、江西和广东等长江以南的省份都有类似问题。戴志坚起初尝试过找老工匠讲述古建筑维修技艺并录音，后来因为工匠难找、语言交流等问题，只能作罢。

观察哨：古村落“空心”以后

随着村落的空心化，血缘宗法社会的农业文明和村落文化也面临断代。

“不能不让农民走，农业机械化以后，农民进城是正常的，这实际上是世界性的规律。”陈志华说。即使保护较好的古村落也有人口减少的危机。浙江兰溪的诸葛村，陈志华努力保护了25年。“目前诸葛村的人口没有减少，但也没有增加，这就是问题。”

古村落能否建成博物馆，学界为此争执不休。有学者担心，把古村当作博物馆，会让村落文化变成非活态的文明。

对此，陈教授认为，既然村落空心化已成为不可回转的现实，只能尽量对古村发展少些限制，“但是不破坏是首要的一条。”

福建历史名村——连城县芷溪村 （图片来源：百度）

 鉴于诸葛村未来的隐忧，陈志华建议把诸葛村建设为江南乡土文化中心和乡土文化博物馆。“我们帮诸葛村设计了一个博物馆，但这只能保护一个祠堂，村中还有几十个祠堂，都得想办法利用。”陈教授说，诸葛村将来还可以引入中医养生、依托古建筑建立乡土建筑研究的会议中心等。

若干年后，也许会有相当多的村官们意识到拆毁古村的草率。与诸葛村毗邻的新叶村早年毁掉，近年来村干部决心复建。“从保护理论上，复建是不行的，但我也支持了他们，因为总比永远消失好。”

陈志华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毁掉的古村能大规模复建。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一定程度地修复了被毁城镇。“但欧洲人并没有因此更改文物保护理论，他们在修复后选择了沉默。理论不能动摇，否则体系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