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街区几乎每户门前都建有雨篷。

院门两侧石垛上留有长方形的遗迹——在院门名牌上写下主人的名字正是日式住宅的传统。

刘长春和郭安娜曾在高尔基路193号的并立式住宅中相邻而居。

“在这条街道上，没有喧嚣、浮躁和时尚，有的却是安谧、宁静、亲切，并且从容不迫，就像城市里尚有记忆却没有了色彩的残梦……”这是大连市艺术研究所在2009年5月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对凤鸣历史街区的描述。大连理工大学建筑艺术学院教授眭庆曦认为，建筑建成后就有了使用价值和历史价值，现在虽然使用价值相对弱了，但是历史价值却增强了。城市的历史其实正存在于市民的记忆中并传承下去，而市民的记忆需要切实可感的建筑的提醒，正是这些附着在建筑上的记忆让城市超越了枯燥的现代化模型，而拥有不可替代的亲和力与归属感。

据《大连市志·西岗区志》、《大连市志·房地产志》记载，1899年俄国强租旅大后，将大连市区划分为行政市街、欧罗巴市街和中国人街。1905年日本侵占大连后，继续实施沙俄时期的规划意图，随着市区不断扩大，日本移民不断增加，日本人居住区从最初沙俄规划的青泥洼桥以东、三八广场以西包括胜利桥以北一带，逐渐扩展。到了上世纪20年代，日本人移居西岗地区的人口逐年增多，主要居住在中山路以南，即现在的长春路、沈阳路、唐山街、一二九街、东北路一带，凤鸣街区正处于这个区域内，建成的时间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

由此，大连史志专家孙玉认为，凤鸣街区现存的87栋老建筑，是大连市区向西推进的见证。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些建筑主要是日本中层商人和科长级别政府官员的住宅。大连解放后，由于周边驻有政府机关、医疗机构及大专院校，很多政府官员、高校和科研机构教授的入住，让这片街区隐匿着不少名人旧居和故事，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质。

在这片街区的西南角，高尔基路和拥警街交会处的193号，一个创造历史的男人和一个安守爱情的女人，使这栋建于1935年的建筑绽放出独特的光彩。这个男人就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刘长春，他的一家住在这栋并立式二层小楼的西侧，刘长春的儿子刘鸿图2008年时曾在这里接待了很多拜访者；刘长春的邻居、住在东侧的女人叫郭安娜，这位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和长子郭和夫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刘长春和郭安娜的邻居同样有故事。据大连老建筑保护志愿者嵇汝广考证，台湾民主同盟名誉主席苏子蘅的儿子苏正民，2004年写的《父母亲在解放战争时期》中的一节《留在大连工作》中提道：在大连的住处西邻是郭安娜，东邻是大连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沈其震(即现高尔基路189号)。而191号苏子蘅旧居还是李向阳原型——李诚旧居。老住户隋思敬记得，他的邻居中有中科院院士彭少逸，彭少逸是我国最早从事色谱理论研究者之一。

大连解放初期住在这里的政府官员中，相对而居的两个人不能不提。孙玉介绍，凤鸣街133号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是当时的大连市委书记、市长韩光旧居，韩光和家人住在二楼，警卫员和秘书住在一楼。大连人出了三个部级干部，除了关向应、万毅，另一个就是住在韩光斜对面的张有萱。张有萱抗战胜利后曾任关东公署工业厅厅长等职务，离休后享受正部级待遇。

凤鸣街区的建筑虽然只是住宅，但难得的是每一栋都不一样，却又保持了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如孙玉所言，“好似一个露天建筑博物馆。”

笔者和眭庆曦踏访时发现，凤鸣街区的住宅为砖木结构，有一栋一户的独立式住宅和一栋两户的并立式住宅，也有一栋多户的公寓式住宅。以一二层建筑居多，独立式和并立式住宅往往设有单独的厨房、仓库或书房、卫生间、浴室、锅炉房，公寓式住宅每间也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都配有完整的电、煤气和给、排水系统。除了住宅，还有公用建筑，凤鸣街和拥警街交会处以前就是个邮局，整个街区不多的3层楼建筑显现出明显的公用建筑特征。整个街区建筑种类和配备十分完善。

凤鸣街西段，一栋房子的梁、柱等刻意突显于房子外观，外观的墙面用纵、横木与斜木交错组成木框架，眭庆曦说这是典型的德国建筑风格。屋顶有尖尖的坡屋顶、折式屋顶，也有平顶，几乎每户门口都有雨篷，还常见舷窗、窗间墙等。眭庆曦认为，就这些外部装饰而言，不能简单地说是日式还是欧式的，当时很多日本建筑师从欧洲留学回来就直接到了大连，运用各种装饰符号，建筑了这样风格独特的吸收了欧式建筑风格的日式住宅，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外墙的无釉面砖、无釉蘑菇纹正是上世纪30年代常见的装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