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世界第一

“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生态城的标准出现。”

旗手已成浮云，地球上的第一座生态城花开何处？

今天看来，答案似乎写在了渤海湾荒凉的30平方公里盐碱滩上。距离天津市区45公里的中新生态城，风车立起，路网织就。“在我所知的目前所有在建的生态城项目里，天津是最有希望成功的。”全球生态城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的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协会创始人保罗·道顿如是乐观。

然而，太多的地方并不甘心拱手。距离天津100公里的唐山曹妃甸，规划七十余平方公里的国际生态城正暗中较劲，力图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生态城市的示范和样本”。而在北京，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城”的门头沟也在紧锣密鼓，宣称在100平方公里的地块上建成“第一座真正意义的数字低碳生态城”。

东滩之后，至少两位数的中国城市铆足了劲，力图拔得头筹，他们多立足“生地”，意欲变废为宝，多为政府倾力，国企包揽，多为地产云集，产业配套，多为联姻海外，以洋为师，只是，“即便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生态城的标准出现”，保罗·道顿说。

这似乎并不重要，无论天津中新，还是曹妃甸，都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自握话语权。曹妃甸生态城一个包含了141项生态技术指标的体系已经完成，涵盖了新能源、绿色建筑、水处理、垃圾处理及利用、交通、信息系统、绿化生态、城市景观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

在被誉为“生态城之父”的芬兰教授埃罗·帕勒海默眼里，“第一座真正的生态城是一个标本，而标本的造价往往比后来者要昂贵得多”。

而中国的城市似乎从不担心昂贵的造价。苏州生态城投资250亿，北京门头沟中芬生态城投资1500亿，仅在2010年，天津中新生态城即确保年内完成投资170亿……他们正竞相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逐鹿中国试验场

“我们在黄柏峪可能会失败，但能从中获得丰富的数据为美国借鉴。”

崔志文的办公室窗外，一米见方的土地上，立着三盏样式各异的风能和太阳能互补路灯。“它们可能是三家公司的，都是想拿过来试试。”这位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说。

路灯推销商只是个小角色。事实上从无到有的平地造城运动让整个世界都按捺不住前来中国一试的欲望。

据崔志文称，曹妃甸谋划之初，包括英国奥雅纳、瑞典SWECO等多家国际知名的规划设计公司都曾伸来橄榄枝。梅嬉蝶做过的一项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曾有来自美、英、法、日等国的多家设计公司为东滩生态城制定了超过60项总体规划。

在无人识得生态城真面目的时候，谁的方案被率先采纳不仅意味着数额不菲的咨询费，也意味着在业界的强大话语权。英国奥雅纳的一位前职员透露，类似上海东滩这样庞大的规划项目，咨询设计费是个千万级的数字，而所谓的中外联姻，实质上多为中方雇佣，即使项目搁浅，外方公司依旧包赚不赔。

“仅对设计公司而言，每一个失败的生态城的经历都可以用来为他们赢得新的合同。”梅嬉蝶说。英国奥雅纳即便在东滩失败后仍坚称，“我们设计生态城的模型已经得到了完善并被应用于全球其他生态城项目。”而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美方理事长威廉姆·麦克唐纳更直接，“我们在黄柏峪可能会失败，但能从中获得丰富的数据为美国借鉴。”

“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城市规划的长期市场。”法国索格利公司经理Antoine Daval说。

“想来试试”的不仅仅是概念的设计和规划者。在已经搁浅的辽宁黄柏峪项目中，巴斯夫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膨胀聚苯乙烯隔热板，英国石油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太阳能光伏装置，美国威猛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压缩土砖，威廉姆·麦克唐纳则“想来试试”自己的“从摇篮到摇篮”的理念。

一份中法工商会的内部刊物显示了法国企业的算盘：威利雅、苏伊士环能集团的水处理技术，阿海普、索格利等公司的绿色工程咨询，阿海珐的无碳核电，阿尔斯通有害排放气体的收集储存……“他们在中国可持续城市规划的市场上都有牌可出。”该刊物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