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会被如此看好？

“西方土壤里造不出生态城。”曾参与过东滩、万庄和天津等多个生态城规划的董山峰说，西方已趋完结的城市化决定了他们只能改造生态社区，平地而起一座新城只能是幻想。

而即便改造生态社区，在国外亦是阻力重重。生态城概念的发明者理查德·瑞杰斯特告诉南方周末，在其所在的伯克利，人们一边谈论气候变化带来的痛苦，一边拒绝谈论与生态城有关的土地利用、建筑设计等任何话题，“他们担心任何可能的改变所带来的风险”。

在“生态城之父”帕勒海默看来，中国有更好的可能性来实现一些大胆、激进的计划。“在西方，媒体的聚焦令政客变得谨小慎微。任何快的、新的、冒险性的尝试对一个政客的政治生涯来说都是危险的。而在中国，官员有更大的自主性来拍板。”

残缺的明日之城

“一只老虎，如果只有三条腿、一只眼、半个肺会怎样？很快饿死。”

“我相信中国建设一个生态城的愿望是真诚的。”作为“生态城”一词的发明者，瑞杰斯特的理想是一座不打折的“全景”生态城，他的定义很简洁，“一座与自然平衡的城市”。这座城市里没有小汽车，只消耗很少的能源，所有的建筑徒步可及，有大量土地供动植物栖居，穷人也能住得起，人类的艺术、科技和生态智慧在此表达……

瑞杰斯特说，“但就像在美国一样，小汽车仍被大力推广、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建筑缺乏想象力等可能令这些美好的愿景变得一文不值。”

梅嬉蝶并不笃信，“别搞错了，生态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项目，所有参与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当黄柏峪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项目，参与其中的NGO、政府机构和他们的商业伙伴都从舆论上或资金上有所收获，他们从中变得‘可持续’了。”

“我们应当拒绝那些唯一目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赚钱的参与者。建设一座真正生态城的参与者必须同时是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帕勒海默谆谆告诫中国的实践者们。“有的生态城就是炒作，打着这个旗号来提高影响力。”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教授直言。事实上，以生态城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项目并不罕见，云南洱海国际生态城、郑州新田生态城因此被诟病。而即便不是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中国通往真正生态城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观念、体制、政策、资金、技术，一个都不能少。

崔志文表示，曹妃甸生态城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体制。作为整个项目的中枢——生态城管委会的资质并没有被上级部门认可，独立的财政体系也无从建立，这势必导致招商引资的困难。对一个造价昂贵的“示范”标本而言，缺钱、缺项目无疑是头等大事。

最被看好的天津中新生态城，也不乏烦恼。“有些决定已经被修改了，很明显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自言最早将生态城概念带给天津的帕勒海默有些惋惜，“它本来不应该在生态上有任何的折中妥协，但是这个项目已经走得很远了。”

王如松担心，现在天津中新生态城的产业用地仍嫌不足，而没有产业支撑，纯粹是房产项目的话，就无法实现就地上班，最终可能成为北京回龙观、天通苑那样的“睡城”。“天津还没有失败，但它是残缺的。”在瑞杰斯特眼中，中新生态城的建筑设计缺乏可称为生态城的特征，而只许诺2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实在糟糕透顶。

在瑞杰斯特看来，不完整的生态城意味着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真正的生态城会如何运作，也注定不会成功。“一只老虎，如果只有三条腿、一只眼、半个肺会怎样？”他的答案是：“很快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