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曾荣获了“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和“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我保护古建筑绝不是为了这些荣誉，而是要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留住祖先的根。”他进而分析道：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中。建筑是优秀的民族文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最形象、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艺术形式，是文化的记忆，是城市的记忆，是历史的记忆。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

法规不全执法不严

破坏难以控制

面对历史文化名人故居和城市优秀建筑时遭破坏的现象，阮仪三认为：主因是法规不全，执法不严，破坏难以控制。

“在立法方面，或说立法观念上，我们是比较落后的。”阮仪三直言不讳，他举例道，1840年法国文学家梅里美提出保护历史建筑，被任命为第一任历史建筑保护局局长。1907年法国有了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1962年法国公布的《马尔罗法》规定：除建筑物本身以外，对建筑物周围环境也要保护；对于重要建筑物，80至100米范围内所有建筑不得随便拆除，拆除要经国家批准。此后，欧洲所有先进国家陆续公布了自己的城市保护法。再说日本，1897年的《文化财保护法》，正式提出保护历史建筑；1966年，《古都保存法》明确了对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城市如京都、奈良、镰仓等进行全面保护。而美国，一些十八、十九世纪的房子更得到认真保护。百年老校芝加哥大学得到完整保护，连一棵树死了都要追究责任。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只有“文物法”。对那些未列入“文物”的历史城镇、名人故居、优秀建筑等，又该如何保护？这里单单依据文物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完善文物法和立新保护法已刻不容缓。　

其二，是执法不严。如这次“梁林事件”弄大了，有关部门才出来，但罚款只有50万。这已是依照“文物法”第六十六条中“最高的罚款”。而50万对一个地产公司来说，真是区区小数。

保护古建筑

不是造假古董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反观近年来城市发展，千城一面，处处是钢筋水泥“森林”，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气息几乎荡然无存。对此，阮仪三有点无奈地说，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但是唐宋时期的建筑遗迹已经难以看到，甚至一些建筑师为了研究唐代长安的规划布局而到日本的京都去，日本古建筑修复用传统方法，连斑驳剥落的地方也不加掩饰涂彩，刻意保留岁月的脉络印迹。反观我们的一些地区，拆除民国时期的房子也是觉得不可惜，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阮仪三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许多人的保护意识和观念很落后，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意。我们一些人觉得拆了之后还可以重建，但事实上，历史遗产最大价值就在于保存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积淀。保护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在保留古建筑基础上原样原修，让老建筑延年益寿，更不是新造个“假古董”。

对于这次“梁林故居”要恢复所拆除旧居建筑原状，阮仪三在唉叹中表示，“眼下也只能用重建的办法来‘保护’了”。他建议：应该首先把原来的资料好好研究，恢复古建筑。“我建议是几个原：原来的材料，原来的工艺，原来的样式，原来的结构，还有就是原环境。”

阮仪三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恪守“原真性、整体性、唯一性、永续性”。关于“原环境”，他补充说，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的，不仅要保护其自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整体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风貌。因为历史街区连片的建筑群体，保存的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区域格局，它显示着城市发展过程的历史信息，最能反映城市的特色和风貌。“民居类的古建筑失去环境，其价值就大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