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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业上另类的马岩松，生活上却极为正常，早早结婚，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如果为自己的家人设计一座房子，他会怎么做呢？

给别人设计房子是我很怕的一项工作，因为这代表了非常私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很愿意经历为自己的家人设计房子的过程，愿意尽心竭力地去满足家庭里每个人的需求，愿意为他们的需要妥协。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住在城市里更好。我从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长大，特别喜欢老北京的山水，比如景山、北海，如果能在这附近有个院子，然后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改造，那是最理想的了。我想，这个房子应该会随着家庭成员的成长而不断变化。

此外，在大自然空旷的地方，我还想给自己修一个两三平方米很小很小的房子，可以当做书房。采用木头、玻璃等材质营造出透明的感觉，在这个环境里，能把自己变得最简单，感觉身体在自然之中。

我不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

被问到“如果像大多数建筑设计师一样，到四五十岁才有机会成名，你会怎么样？”语调慢悠悠的马岩松迅即地脱口而出：“我不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

的确，他仿佛一直是个另类。到美国留学读亚利桑那大学还没毕业，马岩松就毅然跳到了耶鲁；耶鲁毕业后，同学们大都到薪水高的大公司工作，他却跑去大师扎哈·哈迪德的事务所做报酬微薄的实习生；回国后，见到国内的建筑设计师们都忙着到处出差、满大街盖楼的时候，他没有卷入这样的潮流，而是埋头去参加国际竞赛、竞标。

当蛰伏两年后，马岩松终于携“中国设计师中标海外标志性建筑第一人”的光环，在国内建筑界后发而先至时，人们错愕之余才恍然大悟。于是，有人评价他有野心、会计划，有人说他爱冒险，也有人不屑地认为他爱炒作、走捷径。

面对带着渴望眼神讨教“设计成功之路的秘笈”的记者，马岩松有些无奈，“这些只是外人回过头看到的现象，其实当初做每个决定的时候，怎么可能特别设计、提前预知？！相反，我属于决定非常果断的人，追随最初5秒钟的直觉，不会做太多权衡和考虑。那是一种你眼睛都无法挪开的感觉，怎么能不往那个方向去呢？而只要我觉得要去，别说给很少的钱，或许让我倒给钱我也会做。”

出名的意义是我有了话语权

如果你翻看2006、2007年的报章杂志，会在各种栏目上见到马岩松酷酷的身影和拽拽的言论。“梦露大厦”一役成名后，那段时间他经常每天都接受两三个采访，迫切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想法。

此前，马岩松经过了漫长的少有人问津的日子。“在国外上学、工作时，我甚至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不用张嘴，不用和人打交道。”回国后的最初两年基本是这种状态的延续，MAD经历了没有房子盖、银行账户只剩下几百元的窘境。“客户说创意好，但是实现起来麻烦，比如造价太高、结构太复杂。参加了很多竞赛，但大都停留在图纸阶段，始终拿不到一个实际项目。”

成名带给马岩松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被关注、自己说的话有人听”，“这种感觉有点儿像上学时，你是一个坏孩子，结果长大后成了校长，人们对你的看法会变化，而你自己也有一定的权力去制定新规则。”

这种“话语权”对一心坚持自己建筑理想的马岩松非常重要。“和以往单纯的设计竞赛不同，现在我们做的设计都是要实施的。和建筑师打交道的都是有钱、有权的人，混杂着各种利益，我关心的是设计变成现实之后，是否还能把我的理念实施。建筑师不应该只代表甲方的利益，而应该有自己对未来城市、世界的想法，不能随波逐流。”

随着名气的增加，马岩松渐渐发现，经过交流和沟通，他能够改变甲方的一些想法，对方会转而同意他的观点。同时，他也有足够的底气和勇气在与甲方意见分歧时“不挣扎、不妥协”。“我坚持的都是观念问题，不是钱、不是合同，也不会人家说建个小区，我让他改成公园。所谓观念问题就是：一个项目可以这么做，也可以那么做，但这么做是我的想法，没有什么好妥协的，对方也有很多选择，如果不认可可以去找别人，也很正常。不管是开发商还是其他机构，必须认可我的观念，要交流得有共同语言才行。”

我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是为了反对谁

从当年北京胡同里那个捣蛋王开始，马岩松就丝毫不会掩饰自己观点的与众不同。中国人传统的中庸、求同存异的观念，在他这里完全行不通。即便被指责为炒作、被视为异类，他也不以为然，“历史在发展，我的看法注定会和以前的人不一样，我只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是为了反对谁。”

在耶鲁上学时，给马岩松授课的建筑界大师们不仅肤色各异、语言不同，对建筑的观念也千差万别。往往前一堂课老师讲的东西，后一堂课就被另一位老师彻底推翻，老师之间也经常大声争辩，各种建筑思想、方法都平等地受到尊重。在毕业典礼上，校长更是严肃地说：“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忘记任何人曾经在这里说过什么，只要相信自己就好。”

马岩松身体力行着这种教诲，独立思考、判断，并勇于提出观点。“中国现在不仅需要将西方知识学来的人，更需要有自我价值观、能代表东方未来价值观的声音。这个声音不管谁发出来，都必定会受到重视。而这个声音不会由老一辈，也不会是外国人发出来！”

很多人认为马岩松的另类作风是成名后的狂妄，但他的逻辑却恰恰相反。“如果进入了成名的膨胀状态，所有事情都顺理成章，哪方面都游刃有余，所有的资源都会顺着你的想法变化，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会认为对。那我就不用思考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状况。”

马岩松非常珍视曾经简单、清贫的生活，因为能让他清醒，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可以看到进展。刚出名被媒体采访密集的那段日子，让他感觉疲惫，很多事情没有时间去做。“有的记者喜欢问我穿什么牌子的衣服这种无聊问题，后来我开始拒绝一些采访，并将许多日常事务交给合伙人，让自己保持思想上的清贫状态。”35岁的马岩松，现在最关心自己想法的成熟度，“我一直在保持看自己的状态，最困惑我的是自己在想什么，我的高兴和不高兴都是因为发现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比如这段时间做实际的工作太多了，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比如去欧洲参加展览和各国的同行交流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的视野太专注于某个方面了……我是会自己和自己说话的人。”

我不是理想主义者，关注的都是现实问题，而问题往往就蕴藏着机会

乐于谈论历史使命感，并期望用想法改变城市的马岩松，并不喜欢理想主义者的称呼，因为他认为自己想的都是很现实的东西。

现在，有太多项目找到MAD，马岩松会选择其中有意义、有兴趣的去做，“如果我每个都做很可能会失去控制，在未来10年做出20个相似的东西。”

人造环境和自然的关系、怎样在高速发展的城市中保留住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是马岩松目前关注的最大问题。

“问题往往就是机会。我的使命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很多人都会发现问题，例如比我更早一代的愤青，但他们只是呐喊不去解决问题，很快就被淘汰了。”

不久前，马岩松拜访了中国建筑界的学者顾孟潮教授，读到了钱学森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几十封关于中国城市规划的珍贵书信，钱老设想的“山水城市”理念和他的“高密度城市中的自然”想法不谋而合。“古人的山水情怀更多体现了精神上的追求——游山玩水、吟诗作赋，但现在人们很少有这种感觉了，虽然能建巨大的房子，但是眼里看到的、追求的都是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未来还要回到精神上来。”

只要有这个方向的设计，不论大小马岩松都很有兴趣。比如重庆市中心385米高的“城市森林”，在效果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层一层的绿色植物延伸到高空，仿佛钢筋水泥城市里“可以呼吸的人造有机体”。同时进行的还有北方某二线城市的图书馆，马岩松认为，图书“馆”的概念来自西方，书“院”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于是，图书“馆”最初三层楼的构想被他变成了一个如同缩小园林的小四合“院”。“这两个项目在建筑精神上是统一的，也最能表达我最近一段时间强烈的想法——如果在未来中国高密度城市中，还想保有山水情怀与自然和谐，那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已经不是单纯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的概念了。”

马岩松的目标是从一个区域做起，然后逐步把对自然与建筑的关注扩展到城市层面，“这是一个更宏伟的想法，但我会去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