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必须依赖大量的资金投入，光这一点就限制了设计师不可能为所欲为，他们必须考虑客户的需求。当然设计师也有他们基本的准则，那就是不能为了客户一些不专业的要求而恣意修改设计———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无异于为了金钱而放弃建筑理想，这样的作品也是不会成为不朽之作的。贝特朗·勒莫瓦纳（BertrandLemoine）是当代法国建筑领域除居斯塔夫·埃菲尔外最常被提及的名字，他能说六国语言，集大学教授、建筑工程师、建筑史专家、建筑杂志主编头衔于一身，著有30余部建筑方面的书籍，并策划了40余场建筑展览会。针对建筑界的一些问题，有媒体特对他进行了采访。

图片来源：中国建筑文化网

媒体：你认为是设计大胆的概念建筑还是日常建筑更能体现建筑的价值？

贝特朗·勒莫瓦纳：当然是日常建筑。毕竟建筑的真正意义是其实用价值。概念建筑只是一种理念表达、一种艺术追求，这种追求与日常需要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人们接触的、使用的、每天都看到的都是日常建筑，建筑行业技术的发展也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它的功能使命，为人们提供更安全、更方便的设施———这才是建筑最终所需要追求的价值。

媒体：很多建筑师都愿意来中国实现他们的建筑理想，他们觉得中国给他们开放了一个很大的舞台。

贝特朗·勒莫瓦纳：是的，中国是一个有活力的国家，它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允许并且需要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尤其是像摩天大楼这类在法国可能不太容易实现的庞大建筑物，当然也有一些规模不那么大但是很有意思的工程项目，比如北京现在正在兴建的、一个由10位来自各国建筑师共同设计的住宅楼，这其中有三位中国建筑师和两位法国建筑师参与了工作。在中国的建筑项目往往能够为建筑师提供比较大的想象空间和比较自主的决定权，这对于建筑师而言特别具有吸引力。

媒体：一提到“法国建筑”，人们就会和优雅的生活品质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很多房地产商更是把“法国风情”作为卖点，那么你觉得法国建筑有别于其他建筑的因素是什么呢？

贝特朗·勒莫瓦纳：其实相比于法国建筑，我倒觉得现在的中国尤其是北京受到美国建筑的影响更多，他们追求高、大、现代感和效率，我本人并不喜欢美国的建筑风格。其实欧洲建筑有更悠久的历史、更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能够作为历史的馈赠保留下去的珍品。法国的建筑无论是其工程质量还是美学价值都引人瞩目。当然我不能夸口我们的工程质量已经能与瑞士的建筑相比了，但是要知道，瑞士建筑公司在相同建筑物上所花的成本是我们的2到3倍——他们的高质量来自于高成本，应该这样理解，我们的建筑是性价比最合理的。我们在法国有一套完备的质量管理责任系统，设计者、建筑公司和业主的关系借由法律手段而结合得相当紧密，设计者会更多地考虑到成本、施工难度和安全性，因此，目前法国建筑的成本还是控制得很好的，比瑞士、德国等国家都要低，可能比西班牙要高一些。当然成本也不能说明一切，比如北京在建的国家大剧院就是个例外，此类建筑不能用成本与实用性之比来衡量优劣。另外，从建筑风格上来讲，整个欧洲的城市建筑都趋于一种追求细节的、相对比较秀巧的流派，这跟美国崇尚粗犷、简单、追求效率的、商业味浓厚的风格差别很大。在欧洲，人们注重的是设计，是如何节省材料。建筑师会花大量的时间研究、设计出一个复杂的但是消耗资源少、空间占用率低的方案；而在美国，他们考虑更多的主要是如何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怎样提高建设速度，这样他们会倾向于采用简便易行的设计而较少关注细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很多建筑都大而无当的原因。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建筑风格已经越来越近似于混合模式，而在混合中又时刻充斥着冲突与矛盾，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正如法国品牌迪奥的首席设计师来自英国，Gucci也可以散发出法国味一样，现代流行趋势和技术的革新已经把地域分界模糊化了。

媒体：你喜欢这种混合的趋势吗？

贝特朗·勒莫瓦纳：其实混合分许多种，有些是设计师之间理念的相互影响，有些是经验上的互补，有些是材料使用上的相互借鉴。我必须承认这种趋势在所难免，就像我得承认麦当劳和好莱坞的势不可当一样。

媒体：北京的几个重大建筑项目如国家大剧院和“鸟巢”大多采用了法国设计师的设计，这些设计都比较大胆，于是就有英国媒体说北京正在沦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田，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觉得在北京这样一个以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城市中兴建这样现代、先锋的建筑合适吗？

贝特朗·勒莫瓦纳：我认为在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兴建现代建筑没什么不好的，有时候，新与旧的两种建筑风格甚至能够产生更加奇妙、更加富有冲击力的效果。当然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比如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正面典型——一个城市首先要做好对旧时优秀建筑的保护，这样才能接纳年轻的力量。当然这个要求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高，巴黎也有过一些比较失败的尝试，当时一度新兴的很多高层建筑在今天看来就是个败笔了，幸好巴黎市政府及时刹住了高楼风。

媒体：为了节省开支，“鸟巢”的原始设计已经被做了比较大的改动，去掉了原先的特色装置——移动的屋顶，为此民间争论很大，不过设计者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对此却表现得非常配合，他们认为去掉屋顶不会危及其建筑理念。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反应算是一种妥协吗？

贝特朗·勒莫瓦纳：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看这种妥协造成的影响倒底有多大。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总体负责设计的意大利设计师正在与中方人员就音响的安装问题进行争执。投资方觉得应该采用大型豪华的音响设备以达到最佳的音响效果；而设计者认为在音乐厅中应该更注重对乐器自然音响的利用，而不是纯依赖于扩音设备，他们觉得在这些豪华音响设备上的花费是画蛇添足的，这样不仅会减弱听众的欣赏乐趣，庞大的音响设备还会影响室内的整体美感——这就是考虑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分歧。 因为建筑必须依赖大量的资金投入，光这一点就限制了设计师不可能为所欲为，他们必须考虑客户的需求。当然设计师也有他们基本的准则，那就是不能为了客户一些不专业的要求而恣意修改设计——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无异于为了金钱而放弃建筑理想，这样的作品也是不会成为不朽之作的。拿“鸟巢”为例，这样大胆的、复杂的设计，我个人认为仅凭中国现有的建筑力量是很难实现的。政府决定为其“瘦身”，去掉屋顶，我觉得不会对原先的设计有多大的影响，其建筑理念还在，因此设计师作出一点让步也是可以理解的。

媒体：可是这样一来，原先为了屋顶的支撑而特别设计的庞大结构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贝特朗·勒莫瓦纳：所以要在保留原来设计的精华部分、保存其功能的前提下，对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媒体：如果换作是你，你会作出这样的让步吗？

贝特朗·勒莫瓦纳：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无意对德·梅隆的决定作出评价，因为这是一项复杂的、意义重大的工程，不是几句话可以解释清楚的。他必须考虑现实问题，必须考虑施工的可行性，他的压力也很大。只要他能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作出的让步有明确的底线，并且坚持下去一直到工程完工的话，他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