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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城墙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偶读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他1924年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书中形象的描述：“内城城垣，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遗憾的是我和许多北京人一样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存废之争

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墙是保留还是毁灭的争论结果永久地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

一种观点断定，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今已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并正在日益阻碍和限制着城市交通的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是专家学者的声音。

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其学生罗哲文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该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而长安街就象是一根扁担，挑起北京新旧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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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安市于1983年开始将古城墙建为一座具有古都风光的大型环城公园时，有关"建于明代的西安城墙，是迄今我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之垣。他们不仅要保护好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见地，不知是否使当年毁灭北京城墙的决策者们有所后悔。

幸存的遗迹

如今，当中外游客探索古都北京的城市历史时，这里仅余幸存的遗迹：在今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还保留了一点金代中都城的城墙的残迹;

元大都城的城墙即上城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并已建成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明北京内城西城墙南端遗迹也进行了修复。

此外，正阳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经过整修之后，也总算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些许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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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墙拆除始末

(1)北京城的损毁早在清末就开始了。

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外老德记洋药房，火延正阳门外大片商铺，正阳门箭楼及东、西荷包巷被焚。

1900年8月14日，同年八国联军炮火摧毁正阳门箭楼，城楼受损，

1900年9月27日，正阳门城楼，因隶属英军之印度兵在楼内燃火，被全部焚毁。

1901年崇文门瓮城被拆除。

1902年11月26日，清政府修复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开工三年完工，于1906年5月竣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阳门被八国联军焚毁，慈禧太后等回到北京之后，很想修复正阳门。但是没有钱，后来慈禧下令：“计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才凑得三十万两银子开工修建。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府尹陈璧给皇帝写的《修正阳门工程奏折》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工，三年完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全部报齐。”其中用去费用：大楼(城楼)工料价足银二十七万四千二百二两四钱二分，箭楼工料价足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两项共计工料价足银四十二万九千九百一两二钱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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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国时期，主要出于便利交通的考虑，历届政府对北京的城墙，城楼作了一些拆改建。

1915年6月6日，朱启钤手持银镐，刨下了改造正阳门城墙的第一镐，拉开了正阳门改造的历史帷幕。

1915年，因修环城铁路，拆除了朝阳、德胜、东直、安定四门的瓮城。正阳门的瓮城也因妨碍交通被拆毁。

1915年为改善内、外城交通，政府委托德国人罗思凯格尔改建正阳门箭楼，添建水泥平座护栏和箭窗的弧形遮檐，月墙断面增添西洋图案花饰，

1916年竣工。改建后，正阳门瓮城月墙及东西闸门被拆除。

“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政府为解决正阳门交通堵塞问题，聘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凯尔设计改建正阳门道路，拆除正阳门瓮城及东西两座闸楼，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洞子门，拆除瓮城并改造正阳门箭楼，在箭楼抱厦北侧加筑月台，月台前建两侧“之”字形蹬道，箭楼四周加筑水泥挑檐及护栏，用作箭楼之环形通道及眺台，原箭楼与瓮城衔接处塑补半月形西式图案，箭楼第一、二层箭窗加水泥遮阳，庑座两侧各增加四个箭窗，故今箭楼箭窗即成为94孔。所有箭窗均改装成玻璃窗，箭楼内也有很大改动。原本箭楼没有匾额，这次修时加上了“正阳门”匾额。”

1920年拆毁了宣武门的箭楼，

1921年拆毁了崇文门的箭楼，同年德胜门的城楼被拆毁。

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批准在宣武门与前门之间打了两个洞，北京人称之为和平门。

1927年东直门箭楼被拆除。

1935年阜城门箭楼被拆除。

日寇统治时期，曾在内城东西城墙与东、西长安街的延长线的交接点上各开了一个豁口，东单以东的名叫长安门，西单以西的叫启明门。

抗日战争胜利，北京光复之后，人们又将：

长安门改名为建国门，

启明门改名为复兴门

因为当时正是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之际，复兴、建国为当时的两大任务。至于和平门的命名，大概与北京人反对军阀混战、渴望和平的心情有关。

和平门，建国门和复兴门虽然与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同样叫做“门”，但是这三门既没有城楼、箭楼，也没有瓮城，只是在城墙上打了两个门洞，以便上下行的车辆、行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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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直到解放前夕，北京城的内城还是基本完整的。

1948年冬，北京城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攻城部队曾派一名干部密访建筑学家梁思成，向他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以便攻城时避开。梁思把北京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了北平军事地图上，据说毛泽东曾要求攻城部队注意保护古迹，对照这幅地图进行精确的攻击练习。

“王军：1948年年底的时候，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毛主席曾经给前方做出指示，要妥善保护文物。甚至要绘制地图，让前方战士知道哪些地方需要保护，不能炸毁的。”

1949年初，傅作义投诚，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城幸免于战火的摧残，得以完整地迎接新中国成立。

50多位原国民政府的大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北京，为新政府出谋划策，这其中就包括变法斗士梁启超的长子建筑大师梁思成。

这位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文物古迹保护。

抗日战争时期，他甚至绘制了一张重点保护文物地图，交给美国援华的飞行员，希望他们在轰炸时避开这些古迹。也正因为对文物古迹的热爱，1948年年底，梁思成与共产党结缘。

然而，费尽周折幸免于战火的北京城，

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受到了更大的破坏。

凤凰精选城脉——北京古城变迁启示录

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北京的指导思想是把北京建设成工业城市，

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过，以后从这里望过去将看到一片烟囱。

“中国考古协会理事长徐萍芳：那个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要把一个帝王将相的城市，改变成人民的城市嘛，要把一个消费城市改成一个工业化的城市嘛。站在天安门上检阅的时候，他说，这样以后，南边全是烟囱林立就好了。”

此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也都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旧城保护没有受到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

梁思成为彻底保护旧城，提出了一个另建新城的方案。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建筑学家陈占祥一起提交了《关于中华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提出在旧城外西侧另辟新区，他们建议完整保留老北京城。新的政府行政区，放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建设，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心脏;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这份“梁陈方案”提出后立刻被否定，当时中央政府正着手于规划建设新北京城，并邀请梁思成担任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在新北京的城市规划过程中，梁思成的主张，就与当时的苏联专家产生了对立。

“王军：当时苏联专家就提出，在长安街两侧安排中央行政区这么一个计划，天安门广场要进行改建，由此对整个城市进行一次改造。如果你要把这么大规模的，差不多6个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中央行政区摆到老城里面去，会导致大量的拆迁，大量的人要搬出去住，可能导致的情况是什么呢?大量的人要到外面去睡觉，再回到中心区来上班。(梁思成)他说哪天北京的交通出了问题，这就是一个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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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梁陈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做的新北京规划布局，使古与今交相辉映，并为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缓解了单中心城市交通拥堵、交通污染等矛盾，更完善了城市功能。

从1952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办法是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取土。

几年内，北京外城的墙被全部拆除，内城的墙被拆了一半，留下一半。

1953年5月，为改善交通决定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

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党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明确指出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

“林沫：梁思成不能接受这个意见，他觉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他(梁思成)的想法是绿化，排除污染，控制人口，不能使交通有堵塞什么的，这样一些想法。但这个就和最高领导的一些规划思想吧，并不能沟通。”继续沿用北京古城为单一中心，将旧城改造成新城的方案确定后，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牌楼，和其它一些古建筑。古老的北京城，在工业革命般的热情中，开始了第一次蜕变。

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

1955年，必须加盖中国式的“大屋顶”，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老城的面貌。但是梁思成却因此而进一步饱受争议，一场讨伐“大屋顶”引发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造成建设中的浪费现象的论战，愈演愈烈，梁思成终于病倒了。

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城墙被拆掉，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掉，拆除的理由是“妨碍交通”。

1957年，因“梁陈方案”陈占祥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1958年，大跃进结束之后，北京老城墙外城全部拆完，内城只剩下了一半。而老城中明清时期的古牌楼，也在三年里因为妨碍交通的理由，一一消失。

1959年，修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

“1964年，也就是人们猛烈批判“梁陈方案”的这一年，世界各国的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的环境，纳入文物保护范畴。而这些思想的精华，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在15年前的“梁陈方案”里，早就提出来的。(周瑛琦：语)”

1965年7月，地铁工程开始动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展开。

1969年，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和备战备荒中被彻底拆除，城砖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民工程设施上。

2005年，北京市政府第一次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发展模式，以此代替建国之后一直沿用的单中心模式，这无疑也暗合了50年前“梁陈方案”的思想。

八百年功名尘与土，五十里城墙云和月

半个多世纪以来，旧城改造工程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京的城市建设势不可挡、大踏步向前。然而朝气蓬勃的新北京，很快就遭遇了现代都市的各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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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城支配着中国的大段历史：

它是明成祖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他容纳过中国五个朝代的都城，

它目睹过八个世纪的皇朝更替，

它曾抵御蒙古瓦剌部族的烽火，

它也曾无语于义和团拳民与八国联军的脚步，

它是史上规划最为完备的古城之一，迄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它被视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最重要、最恢宏，也是最后一个经典之作。它的兴与废，让一位建筑大师夜半泣血，遗憾终身;

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现在北京仅存的一段明代城墙，(原北京内城的南城墙东南角)2003年，北京市政府在这里建成了明城墙遗址公园，而在50年前，梁思成正是将整个北京老城墙，设计成了一个环城公园。

当你憧憬：“如果这个城墙保留了，而且今天确实是改造成了一个城上公园，东西南北城的人，就近都可以夏天的傍晚可以到城墙上去遛弯，抬头就可以看见西山。(梁从诫语)”

当你回眸：北京的环城道路像一个大停车场时，当你感悟：经常的令人窒息的雾霾时。(雾霾未必都是汽车尾气造成)想一想。梁思成怎样为保护自己祖国的古都而呼吁：在世界上封建时代名都大邑中，北京城是唯一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所以对它的保留具有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他建议，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览的地方，同时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对两岸进行绿化。这样就可以把北京旧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极大特色的环城立体公园。

他断言：如果拆掉北京城墙，五十年后一定要后悔!

然而，决策者们没有听从学者们的忠告。就算1949年的围城期间一再与国民党守军谈判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不用战争毁灭一个历史悠久的完好古城，但古城墙完好地留下来了，古城墙却又紧接着被人为地拆毁了。

五十年光阴似水流过，古城墙早已灰飞烟灭。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一路拆过去，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如今仅有3座残存。

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城市规划中的顽疾，越来越直白的刻在了北京城的脸上，这让有些人不禁回想起五十多年前有一位建筑大师，他在半个世纪前有关北京城市规划的忧思，在今天已经被许多现实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