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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2年7月

采访地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采访者：陈志强、陈诗悦(以下简称“采访者”)

被采访者：阮仪三(以下简称“阮”)

采访者：您的专业是城市规划，是什么促使您走上了古建筑保护这条路?

阮：上世纪50年代我在同济大学念书，当时学校请到一位德国专家开了一门课叫做“欧洲城市发展史”，这位德国专家在1958、1959两年的时间在中国跑了一圈，发现中国正在大规模地建设。

1958年在建设过程中，发生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拆北京城墙。虽然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极力阻止拆迁，但最后还是没能改变北京城墙被拆迁的命运。这在中国的建筑界引起了一场很大的轰动。自此以后，全国掀起一片拆城风。当苏州城墙面临被拆迁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授、学生们还专门赶去制止。同去的就有这位德国专家和我们系主任、城市规划教研组的负责人。我们认为苏州城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战国的吴国保存至今，与此同时，苏州古城的格局和形态自宋代起就有完整的记录，街巷名城、河道方位、重要建筑，比如韩世忠与梁红玉住过的沧浪亭、北寺塔、双塔、虎丘山，还有白居易诗中提到的桥梁，按照宋代平江图的记载现在完全都可以找到，一旦拆除了就再也不会有了。这中间发生很多争论，苏州当局说，北京都拆了城墙，况且现在改朝换代、革故鼎新，要破除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印迹。专家们也都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

同一时间，欧洲正兴起一阵古城复兴运动。因为40年代战争的破坏，欧洲许多古城都遭劫而变得破败了。到了50年代，欧洲人意识到不应拆掉老的建筑，而应该原样修复，去糟粕，取精华。当时欧洲同时出现两个运动，一个是古城复兴运动，以巴黎为首，还有东欧诸如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城市因为被战争破坏得严重，都对其进行了悉心的保护。而另一个则是新城建设运动，比如伦敦的建卫星城市。德国专家将这些西方先进的思想带进来，启发我，让我觉得中国那么多好的城市，应该注意城市发展的规律，而不是都要拆掉旧城建新城。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思想指导。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也开始研究城市建设史。我就是比较早地跟着我的老师研究城市建设史。

1961年我从同济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主要任务就是跟着我的老师董鉴泓教授，帮助他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我们利用每年暑假前后空余的三个月时间，对中国所有城市做了一些调查，将中国的古城基本跑了个遍，大概有几百个。那个时候我年轻，跑了很多地方，今年东北，明年西北，后年又是东南，一大圈转悠下来，我看到近百个中国的古城，感到极其精彩。当时收集了满满一柜子的资料，亲手绘图。

记得我在新绛看一个隋代的园林，十分精美，就带着当地的学生一起画下来。那时已经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外的数据了，都是外国专家带来的。当时有个问题，各个地方请的都是苏联专家，但是我们同济老师觉得苏联专家水平不高，请来了德国魏玛大学的专家。他们的到来对我们教学和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走访全国许多城市之后，回上海继续研究。上海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徐家汇藏书楼珍藏了全国各地方的地方志。过去都是明清传教士从各地拿来藏在教会里的，后来被上海图书馆收藏了。总共43万卷的县志，是非常宝贵的数据，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无可比拟的。即使后来被北京调走一部分，上海现在还留存有42万卷的县志。我们翻阅这些县志，再与自己沿途的考察相比较研究。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东南西北不同的古城都有不同特色，其中好多都留存了完整的古代形态，其中最早到唐代。我们走访陕西、山西一带的时候，像平遥这样的古城少说也有25座，十分完整。还有长城一带的边防城市，也都是跟历史记载的一样，城墙、城堡、城门全都完整留存。但是80年代全都被拆光了。1962年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建委主任李富春下达通知说，停止城市规划三年，并停止所有城市建设机构。但是我们同济大学的几位老师觉得，城市规划是门科学，是不能停止的。所以就阳奉阴违，中央要求停但我们不停，换了个名称。原来的城市规划系改名为建筑系，括号城市规划，这样才得以保存下来。而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和机构，全部都停掉了。

你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走上古建筑保护这条道路?因为我们亲眼见到了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大规模的破坏，感到非常痛心。当时不仅是我，很多老一代的建筑家都想要留存一些，因为亲眼见到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历经破坏，就想要用城市规划的手段来保存一些东西。

采访者：您认为传统建筑在一个古城、古镇中起到怎样的角色?它如何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

阮：这个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传统文化就是用以体现一个优秀文明古国的主心骨。对于建筑来讲，中国的建筑和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独树一帜，和欧洲所有的城市都不一样。而且中国的历史悠久，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曾经的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已不复存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作为留存在地面上的形态，其强大的具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是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其具有独特性的艺术风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聚集，都是我们用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举个例子，中国的传统建筑是木结构体系，在地震中就显示出了其绝对的优势。伊朗的巴姆是世界文化遗产，在1995年12月6日发生里氏5.8级大地震时，城市全部毁于一旦，被取消了世界遗产的资格。而我们的云南丽江，1995年10月申报世界遗产，在1996年2月4日发生里氏7.4级大地震，由于所有的民居房子都是木构体系，没有遭到破坏。中国的老话称我们建筑为“墙倒柱不倒，房塌屋不塌”。还有我国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应县木塔，是世界上最高的木塔，75米高，历经8次大地震都岿然不动。另有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57米高，1976年大地震，也巍然不倒，这两座世界文化遗产都是木结构，就很能说明问题。2005年到2007年期间，我们修葺了四川广元市昭化古城的很多历史传统建筑。5.12汶川大地震后，所有没有修的现代建筑都坍塌了，政府修的房子也坍塌了，而我们修葺的木构建筑却没有倒塌。我就在报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说，你说我们修的建筑不好看，但是地震一来就见分晓了。这可都事关生命的问题。

中国传统建筑除了它艺术的形象之外，还有重要的内涵，是呈现出家庭中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重要场合。比如说北方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苏州、扬州的厅堂式住宅，都是合家团聚的场所。我们的住房讲究格局，主房、两厢，按序有进落：纵向有一进、二进、三进等，横向分中落、边落，组合在一起形成如胡同、街巷、里弄。四合院是这样，石库门就算很小，也是如此。以前我们住胡同、里弄、街巷，都说有街巷风情、里弄情结、合院和谐的气氛。现代的房子都学欧洲，只讲求舒适，只有合理性、绿化率、停车位，却没有举家团聚的概念。中国传统建筑，不论建筑群比如城市还是单个的建筑个体，都有很浓厚的中国特色，讲求天人合一。木结构就是一个很大的体现，中国建筑用的都是自然材料，考虑自然通风采光，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天井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会有天井，人们住在一起，被房子围起来，虽然能够保暖提供庇护，但是人不能离开天和地，于是就在当中设计一个天井，以通达天地。现在的房子只剩阳台，将人禁锢在混凝土的盒子里面，开个窗户透透气而已，而过去是把自然环境融入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江南园林也是这样，是大自然的山高水秀缩小到我自己的家里来，仿佛微型的山林，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特点，向往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导致了建筑也好，其他艺术也好，都带有天人合一的感情，敬天畏地。

采访者：您致力保护规划的第一个古城是哪个?能谈一谈当时规划和具体实施的情况?

阮：就是平遥。通过对平遥的保护我自己学到了一套经验方法，一是要运用合理的规划手段，二是要相关人员进行思想上的培训教育。

1980年，平遥为了开通公路而要拆迁。当时他们启用自己单位里的人，会一点技术、绘画和测量就来做规划，完全不专业，一味地要拆除旧城换新城。我觉得这种规划方式和思想很不对。当时全国的口号就是“要致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推倒旧房建新房”，上海当时提出口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也在全国流行起来。为什么要变样?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新气象，都是政府的政绩。直到现在为止，一些地方仍旧热衷于旧城改造、旧区改造、旧民居改造。所谓的改造，就是拆除旧房盖新房。我觉得危房是要拆的，因为不能再住人了，但旧房也有好有坏的。就好像古董，也是旧东西，却有很高的价值，越久越值钱，房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欧洲的运动叫做旧城复兴?所谓复兴就是留存好的东西，而让衰亡的东西重新生长出来。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平遥的规划就感到不能这么做。

我对平遥的领导说，我来帮你们做规划，不要拆掉旧城，而是留住旧城另建新城，这样又省又便宜，唯一的不足大概就是不能即刻看到政绩。为什么不喜欢旧城要拆除旧城，因为人们不知道它的好，就好比古董，你不知道它是古董就随意丢弃，知道了以后再去找就来不及了。当时我们在平遥发现有近两百处明代民居，三四百处清代建筑，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山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我同政府的人说这些老房子是非常好的东西，特别是如此完整的城墙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当时全国的城墙只剩三座半了，兴城一座，荆州一座，西安只能算半座，然后就是平遥了。这样好的城墙怎么能够拆掉呢?因此我就去往北京申报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顺便也申报了城市里的另外两座古建筑，申报以后得到了经费，就重新做了规划。当时我把北京的几个领导、全国政协常委请到山西去视察，山西省省长亲自出来接待。这时候我说话就起作用，借着省长的力，同相关的人员说旧城不能拆。还拨了8万元修城墙并将其列为国宝级单位。

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我办了培训班，将许多城市的领导人都请到我这里来学习。有些偏远贫困地区的领导，我就替他出旅费。我还专门请专家来讲课，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权威专家。并且带他们到苏州、扬州等江南的一些城市去考察。每年都组织培训一批地方领导人，这些领导思想有了改变，回到各自的城市以后，看待城市规划的眼光就不同了。

采访者：在您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您认为现在大家对于古城保护的意识较之以前有了怎样的变化?

阮：应该说大家的观念同80年代相比有了很显著的提高，特别是我们保护了一些古城以后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存在着一些副作用。从80年代到现在大家从一无所知到有一些自觉，古建筑是个好东西，可以被用来发展旅游，可以赚钱了，这就是副作用。

我认为我们对于古建筑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不仅仅是文化的收藏有其本身的价值，而且古建筑对于今后的发展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特别是对于城市建设来讲，是建造新建筑的重要范例和科学基础。比如我刚刚说的木结构能够抗震，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好好地进行研究。我国现在高层建筑的抗震都是采用一套国外的技术，和中国的木结构是两码事情。中国的建筑讲究天人合一，采用仿生技术，值得好好研究。再举个例子，比如中国的八卦，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封建迷信，但是八卦的“太极生两仪”、“阴阳”的思想，在解决计算机程序的问题时就被派上用处了，使我们苦苦不能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而据说冥王星的发现也与八卦的排列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现在都被我们丢弃了，很少留存下来。

现在我们要紧的应该是要摒除功利的观点，因为它会造成物质上的破坏。像是那些不懂的人乱修文物，修坏了。我们的历史建筑也是这样。最近有个很好的例子，王澍拿到有着“建筑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奖，他设计的东西，像南京三合宅、宁波五散房，都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民居式建筑，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的得奖很能说明些问题。

采访者：您的保护对象范围很广，从都市、历史街区、江南园林、江南水乡到历史名城，你认为在这些对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共性?

阮：这些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建筑以及它所派生出来的园林，派生出来的景色，都是有中国特色、有中国传统理念，以及中国人心理的表露的。

不同点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比如江南的水乡，北方的窑洞，岭南地区气候炎热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形态造就了不同的特色。第二个不同点，不同地区的历史背景、人文特点各不相同，但只要是华夏的、中国的，就万变不离其宗。问题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是80年代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离，使其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和影响，偌大的中国一些很好的环境正在被破坏，许多城镇正在消失。并且在当今新一轮的建设环境下，我们的工作更加显得紧迫和重要。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说，我们每天有近二十个历史村庄在消失，虽然说江苏、浙江等省市都要规划建设新城镇，这是改善生活的好事没错，但是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新城镇是不是中国式的?这就值得我们思考。我经常站在城市中放眼望去，高楼林立，但是这些高楼有哪些是百年以后仍能留存的?天安门一定可以，天坛也一定可以，还有苏州园林等等，因为它们已经留存了几百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被认为是好东西了。

我们应该传承的是有民族特色的、地方特色的，还有个人特色的东西，比如王澍。我们上海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邬达克，匈牙利人。他在上海生活了30年，共设计了60幢建筑，其中25幢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他的每幢房子都是精彩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光明中学、沐恩堂、上海汽水厂等等。他做每一幢房子都很认真，不以功利为目的，无论古典的还是现代风格的，比如大光明电影院就非常时髦，而沐恩堂就很古典。现在的园林都是乱造的，同里有个新造的园林叫做静思园，主人很得意炫耀自己造了中国最大的园林、中国最贵的园林和最精美的园林。结果我去看了，进门就是老板的一座铜像，铜臭味十足。为此，我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园林的书——《江南古典私家园林》，客气点说，我认为对于文化的东西我们还需要反思。

采访者：您认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和老的历史遗迹保护是否存在矛盾?应该怎样平衡呢?

阮：这个问题就问错了。城市的发展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怎么会有矛盾呢?不存在任何矛盾的。一个是传承文化，一个是发展现代化，难道现代化就不要传承文化了吗?传统文化应该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有代表最先进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自然是先进文化，需要继承和发展。所以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发展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不存在矛盾的。

上海曾经提出要搞“一城九镇”，什么德国城、法国城、意大利城等等。一位市领导来问我意见，我当时就说，要建设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同时又是现代的，有地方特色的，再吸收外来文化，这样结合在一起。这样实施的，我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比如王澍做的东西，一看就是中国式的，但是它又符合外国人的理念，既先进又很有特点。还有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外表看上去很现代，但是再看第二眼，小桥流水人家，白墙灰瓦，是典型的苏州特色的。钢结构的现代建筑，里面有好的意境和空间布局，层数又不高于三层楼，不是高楼大厦。种种特点结合在一起。贝聿铭很厉害，他说，“你要我做可以，但是我收费很贵。”苏州市领导还是很有魄力的，从此留下了一个永世杰作。

采访者：遗产保护、旅游发展和居民生活，您认为应该怎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阮：这个问题本身和前面一样，应该说三者都是相辅相成的。合理的遗产保护，首先应该考虑居民能够怎样更好地生活，对于城市而言，居民是遗产的继承者，应该考虑在历史城镇中的生活方式。而旅游只是在合理保护下派生出的功能，如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好，旅游必然发展得好，而旅游事业发展得好了，有了一些收益，再来回馈给遗产保护，这样就可以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反之亦然。拿周庄来做例子，我计算过，0.26平方公里的面积，饱和的游客量是6000人，但是周庄的门票一张120元，并且对出票不加限制，现在周庄每天的游客量是一万人，多出4000人，这样旅游环境必然很差，人挤人，游客也有怨言。旅游管理部门不作为，没有考虑到遗产的保护，并且造成了很多的破坏。同样看看邻国日本，日本许多重要的旅游景点我都去看过。日本的旅游景点都不收费，以另外的办法比如里面的卖品来积累资金，但是它会用预约的方法来控制人数。参观这些景点必须严格按照预约。预约的话，会有一天中的几个时间给你选择，并且给你一次改变的机会。整个京都桂离宫大花园只有300人，这样的参观环境就十分舒适，而我们一个园林中有多少人，少说也有3000，人挤人，失去了欣赏的意义。可以说所有的旅游景点、遗产地，都因为旅游发展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再举个例子，比如九寨沟，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却遭到严重破坏。九寨沟为什么叫九寨沟，字面上解释，就是九个寨子的沟嘛，可是现在寨子都到哪里去了?那里的负责人说我搞旅游业不用寨子的，我就骂他。九寨沟的这些风景都是怎么来的，就是寨民几千年来和山林和谐共处才留存下来的。现代人破坏山林，砍树的时候才发现了这片人间仙境。而且九寨沟的寨民是不杀生不砍树的，每年都要拜山，规定只有这几棵树可以砍，他们不吃鱼不打猎，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现代人发展旅游业，把寨民都变成了旅游服务者，一年赚个两三千块，把一个个非常生态的人都变成了非常世俗的人。看看澳大利亚对待毛利人是怎么样的，国家议会中毛利人一定要有几个席位，规定家族中一定要有一支住在原来的地方，并且全部由政府出钱支持。如果小孩子出来念书了，念完还是要回到原族。我们在保护的观念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采访者：何为改造旧城中的“医源性疾病”?

阮：这个问题主要讲的是城市的交通。城市发展交通主要是要开路，而开路的目的是为了走车，可是一开始如果没有考虑周全，路开得不好，车子反而越来越多，就叫做“医源性疾病”，就是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带来的疾病。高架走车，一开始就要考虑城市应该怎样合理地生存。比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为了传承历史文化。我刚刚提到的九寨沟，把寨子全部拆掉，把寨民全都赶下山，就是一个“医源性疾病”。看起来以为是保护，其实却是破坏，完全是治疗思想上的错误。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留存完整的山林，而旅游是派生出来的，所有的旅游项目都应该维持原来的完整性。如今在新闻里常常听到要注意环境、空气质量、加强食品监管等等，这些都是“医源性疾病”。你说要加强食品监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一开始做好，而不是出了问题再去监管惩处。你的措施反倒成为了问题的原因，这就不对了。

采访者：现在很多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城市都在申请世界遗产，从而形成了近年来的一股“申遗热”，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阮：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在申遗的所有城市90%以上都抱有功利的观点——所有申遗成功单位的领导都升官了，而所有旅游景点都发财了，所以许多人现在都将申报文化遗产作为一条升官发财的重要途径，当作政绩的标准，这是很可悲的，是我们政府部门的问题。

最近上海外滩要申请文化遗产，来问我，我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从外滩本身来讲，作为申遗的对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本身内容很丰富。但是我问，你申遗来做什么?答，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又问，那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外滩现在就保护得很好，申遗以后呢?事实上外滩就是一层皮，它应该一直延伸到河南路，而北面一直通达虹口区，这整个一段路都应该很好地保护。另外有一点是，申遗以后就要按照文物的要求来对待，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很多过去的银行大楼现在都开了店面，这从建筑使用法来讲是可以的，但是按照文物法却是不行的，我们的文物法规定历史建筑里是不可以开店的。况且申遗了以后，要求会比文物法更加严格，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其实现在的外滩可以说保护得已经相当有成就了，不需再多此一举。如果上海要申遗的话，石库门可以算一个，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民居都没有申遗，因为很难做，太复杂了，而且政府也不会支持，因为有那么多的地受到了保护，就很难办。

采访者：您认为在古建筑保护这一方面，政府、专家和民间分别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阮：应该让民众提高认识，共同以积极的力量来保护文化遗产，只有当大多数民众认识到遗产保护是有重要意义的时候，保护遗产的工作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行，而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做得最差。我认为政府在遗产保护上应该有所作为的就是制订方针政策，完善法律制度，筹集足够资金。中国现在只有文物保护法，而国外1907年就有了建筑保护法。1890年法国颁布了历史建筑保护法，1962年又有了城镇保护法，中国都没有。而且所有的国家对历史建筑的修缮都有专门的款项，我们中国却没有，全部由房管局包办了，资助房地产有钱，修缮历史建筑没有钱，眼看着它成为危险建筑，正好拆掉建新房。

更可悲的是现在有些专家也很功利，为这些错误的政策和理论充当吹鼓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专业制造理论依据。比如前一阵，北京拆梁林故居时就出现了“保护性拆迁”的说法，这完全是新造出来的词汇，没有任何根据。包括在城市建设上有人提出叫做“有限拆除”，难道还有不有限的吗?还有积极保护和消极保护，要积极保护不要消极保护——要我说，保护就是保护，何来积极不积极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很多知识分子也只为经济利益服务，有钱赚的、能出名的才去做。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30年兢兢业业，从未想过名和利，只但愿在我手上能够保住更多的历史建筑。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和很多知识分子的一个争论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国家许多好的历史文物、遗迹，把它们画下来，拍照留存，很好地写在书上就完成了任务，我却觉得这样还不够，应该把真的东西留存下来，要做许多社会工作，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干，为此我还退出了很多学会。包括我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不被理睬，说我们城市保护不是技术科学，文科说我是工科的，工科又说我是文科的，两边推脱。法国人给我这个“骑士”称号我也并不在意，我觉得脚踏实地做一点真正为人民的事情，才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员应有的态度。我常教育我的学生们，我们这一行并不是很赚钱的，但是我们做的东西每一项都很有意义。

采访者：您也去很多国外的城市考察过，您觉得他们对于历史名城的保护做得如何，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阮：所有的国家都比我们国家做得好，特别是欧洲，从观念上就有很强的保护意识，这一点中国做得最差!

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有法也不依，更不要说执法不严了，根本都不执法，知法犯法。我当时保护福州的三坊七巷，那里被香港一个大老板把整个城都买去了，要拆掉老房建新房，我就去提醒政府。政府却跟我说不要提，香港大老板太大了，又是爱国华侨又是全国人大常委的，“不好动”。后来崔永元《实话实说》的栏目找到我，我就说了这件事情。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后来被一位中央领导知道了，他就让建设部开会讨论，建设部认真翻阅了资料，查证很早就有城市规划和城市保护的法律中明确规定这个三坊七巷是需要完整保护的。所以当时建设部领导就和福州市的领导说，你们拆除旧房是违章违法的，他们才停止了拆房。我竟然是依靠《实话实说》这样一文件电视节目才保住了三坊七巷。所以说，我们就算有法也执法不严，更不用提没有法了。

采访者：很多人都会提到收藏是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这其实和您保护城市历史的初衷不谋而合，您怎样看待古城保护与私人收藏的关系?

阮：本质上都是留存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不同的是建筑是不可移动的，而文物是可移动的，文物的保护相对简单，因为较少受到岁月的摧残和自然的侵袭，比较容易留存完整的原样。而建筑还有一个使用权和使用效益的问题。比如说外滩的老房子，原来不装计算机空调的，现在铺了电线，进了电器，破坏了原有的建筑，所以需要找到合理恰当的方式来解决。包括江南水乡的那些老房子，又破又矮，但是景色秀丽。可老百姓要住在里面，就嫌装个电风扇都太低了，所以怎样改善老房居民的生活条件，同时又能够原样地保存，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对历史建筑的修缮都讲求仿古，我对古代的形式很喜欢，那么就仿造古代的形式，但是问题就在于标准在哪里。

对此，我提出了“五原”的标准。比如对老房子的修缮，梁思成说要“修旧如旧”，我觉得这是不完善的，我觉得应该是“修旧如故，以存其真”。修旧如故需要研究，建筑是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发生变化，每个时代都会给其留下印迹，我们应该要把完整的东西留存下来。我所谓的五原原则就是：1.原材料;2.原工艺，如果是石灰砂浆的就不要用混凝土;3.原样式;4.原结构;5.原环境。要以这五个法则去修复一栋建筑，这样历史才得以很好地传承。梁思成的后面两句话是：延年益寿不要返老还童。一个反例，宋代的雷峰塔，重新修缮过后，外面是包了铜，里面是电梯，你说像什么话?!

采访者：我们这次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的主题是“收藏，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您对我们大会有什么期待和希望吗?

阮：希望通过大会，以正视听，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只有通过这种高层次的会议，专家以身作则，同时出来唤起民众觉醒，才能真正把不良之风消除掉，建设良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