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之典型化——同一性与象征性

我们的方法论是从批评功能主义开始的。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要求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我们怀疑，满足所有这些随心所欲的功能，并赋予它们一定的形式，倒底是不是我们的责任。例如一座市厅舍，的确从各种不同的立场有多种要求，有市长提出的要求，有建筑物内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有使用这座建筑的市民提出的要求，有代表市民的市议员提出的要求。当我们设法抓住所有这些要求时，就要把握住市厅舍的真正的功能，这对我们的方法论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这个问题，往往使用功能的典型化这个词。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从构成这座建筑的各种随心所欲的功能中，抽出那些最根本的、并将在将来继续起作用的功能。举例来说，我们不直接听从某一个别业主的要求，我们是从市民的立场——它基本上是隐蔽的——来考虑问题。在表面上，业主有各种要求，必须站在市民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在这个过程中，我使用功能之典型化这个词，依靠它，我们从对这一类建筑提出的各种要求和功能中，选出最符合要求的、最基本的和最有长远观点的功能。

五十年代，我们就是从这个立场来运用我们的方法论的。运用这种方法论，我们在市厅舍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中，采用了一种比较理性的形式。

当这种典型化和同一性伴随着某种精神内容时，它就达到象征的体型表现。东京代代木的国立屋内综合竞技场以及圣玛丽教堂设计，可以说已经开始有这种倾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候机楼也应用了类似方法。
 赋予形式

我们的方法，是借助新材料，新结构技术和新的功能来创造建筑形式。一方面，国立屋内综合竞技场和圣玛丽教堂是由结构技术造成的。最近，我们开始在草月会馆和花枝守大楼试用镜面玻璃，我们认为这种材料适于创造新的形式。在赤坂王子饭店和最近在德黑兰建造的一座旅馆中，继续对镜面玻璃外墙的形式进行了探索。由于镜面玻璃在功能上的优点，和视觉上的多种可能性，因此，利用镜面玻璃的想法似乎顽强地在我们头脑中盘旋。在阿尔及利亚国际机场候机楼中，它的形式就是从这种新的功能得出的。

结构概念之导入

其次，通过广岛规划，我们取得了许多关于建筑与城市之间相互关系的理性体会。当时，国际现代建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雅典宪章，对我们的城市规划思想有很大影响。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城市是由四方面的功能组成的，那就是生活、工作、娱乐和交通。这当然是功能主义的解释。这种功能主义的概念，还在我们早期做的战灾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但是当我们开始思考广岛和平纪念城市中心区的和平公园和和平会馆时，我们意识到必须在雅典宪章提出的城市四项功能之外，引入某些不同的东西，那就是，要给城市一种整体感和中心感。我们称之为城市的核心。

丹下健三作品代代木体育馆

 1951年，我跟随前川国男先生第一次出席国际现代建筑大会第八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城市的心脏”，我有机会发表我们当时有关广岛中心的想法。我当时30多岁，头一次会见勒·柯布西埃、格罗庇厄斯和吉登(Giedion)等历史性人物。这使我深为激动，也是我难以忘怀的。

然而除此之外，广岛规划也使我有机会作为一种结构概念，来考虑城市核心，赋予城市以有机的整体性。我意识到，城市是市民聚集的场所，对建筑的理解必须脱出功能主义的概念而趋向更加全面。内部和外部功能，私人和公共空间，人和大量人群的尺度，逐渐在我们的设计与方法中起作用。

1956和1957年，我们的发展又出现一个转折点。

1956年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举行的国际现代建筑大会第十次会议，对它过去的思想和方法开始有所反省，这次会议讨论的是联合、组织和交通等新概念。正如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建筑系前主任索尔坦所说:“现代建筑已经丧失了它在斗争中赢得的生命力”。二十几年前被称为学院派或古典派的建筑师，都已经吸收进现代建筑师的行列。国际现代建筑大会过去是对外部的敌人战斗，现代战斗开始转到内部了。史密森和贝克马被选举出来组织一个委员会，使国际现代建筑大会回到正确的方向。后来他们这个组被称为X小组，但我们开始和他们建立经常的联系，还是在1959年初以后。同年秋，他们计划在荷兰的奥特洛召开一次新的国际现代建筑会议。这方面的思想变化，可能正是1957年建筑界、工艺和图案设计界筹备于1960年召开东京世界设计会议的原因。这次筹备工作使我们多次有机会同其他各界的设计人员晤面和交谈。同时也有机会在奥特洛的会议上同x小组和路易斯·康见面。通过这些，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接近更现实。

紧接着，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呆了四个月，和一组五年级的学生一起，进行波士顿湾容25000人的居住区研究设计。这是我早就开始设想的1960年东京规划的准备阶段。这四个月对我是非常好的机会，使我能摆脱各种事务，整理一下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是:城市的发展与变化，近期与远期相结合的体制，总体结构与次要结构的组织与取代体制，从常人尺度到超人尺度的顺序构成，以及由城市空间到建筑空间的构成。

代代木体育馆平面及立面图

在这之后，我参加了东京世界设计会议，接着又参加了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办公楼的指名设计竞赛。以后，我花了六个月时间做1960年东京规划。这时期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我们对各种问题的观点，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且形象地把它表现出来。

联合和分组只适用于表达。为了更概括，我们引入了“结构”这个概念。这恐怕是结构主义作用于我们思想所产生的语言概念，它直接有助于检验建筑和城市空间的结构。

有几种不同意义的结构。有力学上的结构。有事物赖以形成一定联系的结构。空间本身把信息传递给人们。按照语文学的术语来说，结构建立起这些信息的文法。同时，它也是人们赖以参与到交往空间中去的渠道。我们相信，不引入结构这个概念，就不可能理解一座建筑，一组建筑群，尤其不能理解城市空间。

正像我上面说的，在考虑城市和建筑时，必须表现出每个功能单元的统一性，但是使这些功能单元具有某种结构则更为重要。在日南文化中心和因缘幼儿园中，我们使功能单元结构化了。而在高松一之宫住宅区设计中，则用简单的围篱把各幢住宅分组组织起来。

1960年东京规划的结构改革方案，是我们从功能方法转向结构方法的转折点。在这个规划中，我们试图按照内部交通抓住东京的总体结构。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结构上的改革，把城市形式从目前封闭的放射型结构，改变为开放的线型的能发展的结构。由这种结构方法，产生了“都市轴”的结构概念，它现在已经相当普遍应用了。

虽然当这种结构方法出现在1960年东京规划的时候，它还不成熟，而只是以生硬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想它对我们后来的城市设计有很大影响。

  例如，东京代代木国立综合竞技场的两座体育馆，就明显地同附近国营铁路的涩谷车站和原宿车站联系起来。这四座建筑像沿街建筑一样构成有机的整体。与此同时，沿街建筑是通衢，也是人们可以参与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