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大多数由国家和各级政府进行管理，这使得其骨架是官办的垂直结构，因而在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双规之下，其变革始终较之社会机构显得迟缓。官办的特征决定了大学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占有量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当得到来自政策的许可之后，中国高校与城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相适应，集体地爆发了惊人的能量。高校扩招使得中国全日制大学生招生数由1998年的108万迅速扩充到2006年的540万，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宣告了从精英化进入普及化的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各高校在空间上开始急速扩张，这集中表现为各地兴建大学城的反生态奇观。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图片来源：百度）

中国大学城的建设是20世纪90年代继高校合并、高校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大手笔。大学城的兴起始于2000年。这年8月，地处河北省廊坊市经济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正式开“城”。随后，各地的大学城纷纷上马，越建越多，越建越大。陕西的西部大学城占地400hm2，山东菏泽大学文化城占地466.67hm2，到广州大学城占地已达4 330hm2。就在广州大学城宣布自己是“全国最大”后不久，南京便宣布投入50亿元人民币巨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占地合7 000hm2。截至2004年年中，全国各地大学城约有55个。
        我们可以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大学城现象。“空间生产”可以概括为：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会历史性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模式。社会生产的主导实践方式决定着空间生产方式。他强调，现代资本主义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即人们通过生产新的空间来获得利润。于是，空间不但成为生产资料，而且是生产力，并且作为产品被消费，既被权力所控制，又成为斗争的目标和场所。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不难发现其核心即在于城市空间的重组。空间与时间、资本的融合，形成了对社会的庞大作用力，空间支配权随之成为了争夺的焦点。

可以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大学城现象（图片来源：百度）

大学城批量化的空间生产也是如此，它并非源自于各省市的集体无意识，而是有意而为之。首先，要建大学城，那么就必须圈地。宅基地也好农耕地也罢，以大学城之名进行土地流转有着足够冠冕堂皇的合法性，而且圈地规模越大越好。南方某市在大学城土地审批过程中，为了省却一次性圈地过大必须上报的麻烦，甚至采用了将整个大学城的用地化整为零，一块一块地在省内审批的做法。其次，大学生一旦进校，一般都必须用四年时间完成其学业，也就是说他们作为高校空间的使用者是不可转移的，这批学生也就成了大学城各类空间实实在在跑不掉的消费者。第三，大学城一旦兴建，就可以按照各类土地面积、学生数量等被转换为对该区域空间经济生产的计划预制，它将完全处于控制之中；进而，作为城市空间战略，大学城是个规模大、品味高的形象工程，整好了就是朝气蓬勃、看得见的政绩；最终，由于先行铺设高校，土地商业开发可以搭上教育的便车，低价获地，借政府与文化之名，由此换取更为高额的土地开发利润。这么一来，各高校作为文化权力机构，在大学城的开发过程中，与政府、银行、商业机构、开发商互相链接为有序的利益共同体。而更为深层的转变则在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化使得一切与个人社会生活相关的事物都可以以资本的逻辑进行换算，哪怕是教育。

大学城在寒暑假期间的空巢（图片来源：百度）

然而大规模开发的后果，是中国高校大面积的负债经营。这种空间生产模式的失败，归结于在高校空间单向扩张的同时，其他类型空间生产的断裂，俗称“环境的整体不配套”，而最主要的是这一行为对高校空间的最终使用者和消费者——学生的忽略。第一批进入大学城的学生往往成为新环境的试验者，他们被批量地放置于教育的孤岛之中，过着景观化的生活。笔者曾到广州和重庆大学城的美术院校进行走访，在学校任教的朋友说，因为大学城多远离市区，学生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基本隔绝，造成了学生创作水平大不如前。好在两地建筑院校都还按兵不动地留在市区，学生们得以穿越街坊里巷，直接体验着城市空间，这也算是万幸吧。
        我们可以设想大学城整体环境开发终将带来的繁荣，但这样的繁荣更多是依靠政府对高校周边的整体规划与指令性开发，因为按照自发集聚的模式，其时间成本将是各高校不能承受之重。而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是大学教学的季节性特征，它注定了大学城在寒暑假期间的空巢。一旦放假，这么一大块空荡荡的地方荒凉得如同废墟，而一旦开学，废墟又勃发出欣欣向荣的无限生机，这样的奇观，也算是大学城空间生产的中国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