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是怎样走上建筑生涯的？

戴复东：抗战期间，我父亲戴安澜作为国民党将领，在缅甸抗日牺牲。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抚养我们兄妹三人，生活很艰苦。生活的重担需要我挑起来，养活一家人。在当时那个年代，只有学工科才可能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养家糊口，而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因此选择了和绘画相关的建筑专业。

吴芦生：当初选择专业时，我也很为难。我干爹严济慈是中国著名的物理专家，也是早期的工程院院士，我当时就问他，我选什么专业，物理怎样？他说，女孩子学物理要么非常杰出，要不然学不好，顶多做一个教书匠。在旧社会，一个女同志要自立，只有很少职业可以选择，一是医生，一是建筑师，还有一种可能是律师。我原来对建筑根本不理解，后来碰到一个建筑系的高年级同学，在他的劝说下我报了中央大学建筑系。

阳光伉俪戴复东和吴庐生

当时二老在建筑设计方面是否很投缘呢？

戴复东：我们就读于同一个系，经常去图书馆自学，因为兴趣相近，以及在如何做学问的问题上有共同的看法，这样慢慢大家就在一起了。

两位在年轻时候有哪些代表作品呢？

戴复东：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宿舍。当时国家的投资很少，也没有现成的设计标准，只知道建成后要能够给尽可能多的教师使用。由于当时没有空调，所以通风问题成为整个设计的关键。我们在设计中让起居室和餐厅、卧室和工作室的两边都有窗户，形成空气对流。现在这种设计已经成为最时髦的通风设计概念。

另外，1957我们设计了一个杭州华侨饭店方案。由于饭店基地在西湖的东面，我们的设想是从饭店的每一个房间都能够看到西湖，但这样就存在阳光直射下的日晒问题。为了解决这个朝向和景向的矛盾，我们设计了一个90度的墙，这样不开窗也可以看到西湖，而且四个朝向的房间都采用这样的方法。这个方案后来获奖了，但可能由于我们当时太年轻，方案并没有投入建造。

现在你们二老还会在一起做大型的规划吗？

戴复东：我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相互合作与商讨中完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较大型的作品有：杭州浙江大学资金港新校区、上海中国残疾人体育艺术培训记的－诺宝中心、武钢技术中心科技大厦、安徽芜湖天泰大厦及天泰花园等。

两位在建筑设计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和优势呢？

吴芦生：总的来说我们是互相取长补短的。他有艺术细胞，徒手画的功底很好，也有中国文学的底蕴；我在技术和计算方面比较强，结构学很好。

戴复东：她的母亲在留学法国期间都是自己制作衣服，在这一点上，她继承了母亲在审美方面的才能，对色彩等细节的把握很有心得。另外，她是个相当务实的人，一个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个过程她都会投身其中，并且经常深入工地，亲自指导和调教施工人员。

生日

您在会上提到"宏观、中观、微观"的理念，这个理念要向年轻设计师传达什么精神呢？

戴复东：一个人首先要有宏观的认识，在宏观甚至中观认识的指导下来处理中观和微观的事情，这样才不会走错方向。我们经常只看到眼前的东西，却忽视了这个东西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和周围其他事物的关系。只有将这三个层面都考虑到，才能够少范错误，才能够做的更好。

吴老您能谈一下您个人的代表作吗？

吴庐生：我想举一个同济大学逸夫楼的例子。我在大楼里设计了一个南北走向的完整中庭，有楼梯、水池、雕塑等。这个阶梯型的中庭打破了观野性建筑必须要有一个长长的疏散走道的常规，而是让疏散走道和休闲区域结为一体、成为一景。这个理念后来很多建筑师都开始学习。宝马公司的经理在看到这个教学楼后对戴复东说，这肯定是一个年轻的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其实当时我已经60岁了。

戴复东作品

二老在那个年代为何会考虑到节能环保的问题呢？

戴复东：这跟建筑师本人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她的父母都是外国留学生，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非常艰苦。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把日子过的好一点，成了我们人生中的重要信念。我们都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所以，在怎样让甲方少花钱就把事情办好这一点上都非常有心得。

逸夫楼建造出来的效果跟您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吴庐生：基本一致。但由于资金问题，有些地方是不得己的，都要采用最便宜的材料。比如用金属板来包裹柱子、地面用最便宜的芝麻白和芝麻黑石头。当时1658万的资金包括了全部室外景观、室内装修、固定桌椅和雕塑。现在用这么少的经费建造这么大一栋楼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