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何镜堂——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岭南派建筑大师，无疑是缔造此种美妙乐章的个中好手。在全国各地，都常可见到他主持设计的建筑，在一方地脉上，默然不动，宛如神奏。对何镜堂的采访是在华南理工大学里进行。正值木棉盛开季节，隐藏在校园深处的何镜堂的工作室，门外安静得可以听到花朵啪啪掉地的声音。正像是在其作品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可以体验得到的安静一样。

但是门一开，气氛立刻改变。面前的何镜堂，头发虽已花白，但精神矍烁，笑声爽朗，身型秀拔，打扮整齐;在摄影师拍照时兴致勃勃，极尽配合;紧跟时代发展，用手提电脑收发图片，挥洒自如。他的工作室，地方宽敞，窗明几亮，外面绿树掩映，阳光飞洒，进出的学生，恭敬地叫着“何老师”。这一切都几乎让人心生妒忌：凭什么他这样得天独厚，成就非凡?

对自己的人生设计非常具有主动性，并且很精准

并非偶然

何镜堂的人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对自己的人生设计非常具有主动性，并且很精准。这从其一开始的选择便可以看出来。

少年时的何镜堂喜欢数学，数理化都学得很好。但同时又很喜欢美术，常常和哥哥到野外写生。那时候，他认为建筑师一半是工程师，一半是艺术家，正是自己可以把爱好结合起来的道路;而且小时候看到好的建筑物，就很感动，觉得当一个建筑师很伟大。就这样，他一开始就锁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不过，中间他也经历了非同小可的波折。他事业的辉煌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1983年，作为其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深圳科学馆方案中选时，他已经45岁。前面的时间，他都干吗去了?

曲折之路

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工学院建筑系。1961年，师从夏昌世先生，开始研究生课程。他们那一届研究生，是华南工学院首批正式招考的。可以想见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是多么的海阔天空，无限光明。正是作为天之骄子的踌躇满志，以为一旦毕业，就可咄咄生风，在新中国的建设大潮中大展拳脚。

但是从天堂到地狱，原来竟是一线之隔。1965年底何镜堂研究生毕业，1966年，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建筑是跟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受到的迫害首当其冲。很快他被定为修正主义苗子。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此时被迫离开母校，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没两年，斗批改开始，单位也被撤消了。何镜堂被赶到湖北乡下插队。“干农活，自己做饭吃。生活中就是这些内容。就是从海阔天空，一下坠到黑暗无光中。”

在黑暗的大环境中是很难想象个人前景的，自小立定目标的何镜堂，身处乌烟瘴气中也难免一片迷茫了，“根本就没有想过建筑。已经觉得它是不可能的东西了。当时想着的就是以后该怎么办啊，该干些什么工作，一辈子怎样过去。但觉前途渺茫无比。”

1973年，何镜堂调往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主要搞工业建筑。而在那个整体都不能谈艺术、不能谈创作的年代中，工业建筑更是完全没有设计可言，盖出来能用即可。所以那时的何镜堂，“完全是配角。”

就这样他损失了足足10年的时间。而这个10年事实上远不止于10年，它构成了一个断层。是在他确确实实正当青春的时候发生：学识、精力、想法都具备的时候，环境丧失了。要跨过这个断层，已绝非跨过10年时间那样简单。

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若不知从死地里酝酿后生的力量，成功也无从谈起。在那10时间里，何镜堂掌握了两把利刃，使其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逢山过山，逢水过水。第一是他学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教导的抓事物的主要矛盾。从事物纷纭的表象中，抓到它根本的东西。形成这样的思维方法，对他后来的创作帮助很大。而日后他就建筑提出来的“两观三性”系统观点(整体观、生态观，地域性、时代性、文化性)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芽的。第二是人变得现实了，对社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不再是那种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建筑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比如领导、评委、客户意见，地理、城市特点，资金、材料配合等等，佘畯南总建筑师曾用一幅漫画调侃建筑师的无所适从，而好的建筑师，就是能从无所适从中做到有所适从。如果不是对社会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做到有所适从。

成功之路

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开始，建筑行业进入恢复状态。那时何镜堂特别希望重新开始事业，但是一想自己已经40岁，心里又特别没底。1980年前后，他和夫人参加了一些小竞赛，建筑绘画、小型铁路客站、农村住宅设计等，每次都得奖。虽然得的都是二三等奖，从来没有一等奖，也足以恢复他们的信心了。

1983年，是何镜堂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年，他开始了自己跳跃的步伐。

这一年，国家号召研究生归队。正好，华南理工大学又向何镜堂发出了召唤之音。更重要的是，那一年的广东，已经先人一步地开始了改革开放，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大环境特别好，给人发挥的空间特别大。何镜堂选择了回来。

其后的事情更像是疾风劲雨一样。何镜堂是5月初回到华工的，回来没几天，家都还没搬好，陈院长(华工建筑设计院首任院长)就找他，说，深圳科学馆设计竞赛，要不要搞?何镜堂的第一反应就是，机会来了。

竞赛是在5月底结束，时间很紧。他和夫人也顾不得搬家了，立刻开始工作。“当时我们还一点名气都没有，但信心很足。我们运用现代建筑理论，新的东西全用上了，把精华结合在一起，比如共享空间、母体等，经过短短20天的全身心的投入，做出了回到广州后的第一个作品。”

很快，深圳那边就传来消息，他们的方案获选了。

说深圳科学馆是何镜堂的一大人生转折点丝毫不为过。自那年开始，也许是上天诚心要弥补他过去10年的损失，也许是他厚积而一发不可收拾的生命力和创作能力，也许是他狠着一鼓劲要把过去的时间抢回来，他的事业扶摇直上：1991年，和莫伯治先生共同主持设计，李绮霞高级建筑师和马威、胡伟坚两位硕士研究生参与设计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获国家级金奖;1992年，接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1994年，获建设部“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7年，被推举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首届院长;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四要素

1999年，何镜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有领导概括他的成长模式：勤奋+才能+机遇+人品。的确，功成名就是一件很微妙的东西，它需要足够的条件。

关于勤奋，何镜堂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1964年时，他到北京收集毕业论文的资料。一份英文资料只能借几天，为了带回去更好地研究，他硬是费了三天时间，把近60页的资料一字不拉地抄下来了。“现在回头想想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说。事实上这种勤奋他一直都没有缺乏，即便现在早已功成名就了，他依然把握着每一个自我提升的细节，坚持研究、创作。

何镜堂认为才能有先天成分，也有后天成分。在先天不能改变的时候，后天就显得特别重要。虽然因为建筑而放弃了在美术道路上其他方向的发展，几十年来他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手绘图。他喜欢画线条，增强对尺度感的把握。他觉得老一辈的都特别重视这些手头工夫、这些基本功，而年轻一代太过依仗电脑，基本功就差很多。他说构思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要随时记录。要让自己的手，能准确地表达出自己所想象到的。

人品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何镜堂坚持要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他说：“当年佘畯南大师曾说过一句话，‘宁可无得，不可无德’。建筑是以人为本的东西。从事建筑设计，尤其需要具有与人共事的精神。”

至于机遇，这正是提起何镜堂的成功不能不提的因素。所谓的机遇，不过是在客观条件下懂得选择和舍弃。如果年少时选择的不是建筑这条路;如果1983年时没有选择回华工，这片可以让他把建筑研究和建筑创作两者结合起来的良土，如果没有紧紧抓住深圳科学馆这个机会，如果……何镜堂可能就不是今日的这个何镜堂。舍弃也同样重要，“其实在1991年底，我大可以移民到美国，因为当时我夫人的家人已经全部在美国，我们的手续都基本办好了。但最后我们还是没有走，只是把孩子送了出去。因为在国外，也许能过上很稳定舒适的生活，但发展自己事业的空间就很小。”

机遇，还有另一种解释。这要回到前面所说的，抓主要矛盾，正面社会的现实性。何镜堂曾称自己是“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三重身份的结合。教练员和裁判员都很好理解，带学生搞研究，接受邀请去评审项目。而运动员，就是何镜堂尤为难得的一点了。贵为院士，他还经常带着学生到全国各地去竞标。“我不会过多地去考虑如果在竞标中输给年轻人岂不是很没有面子的问题，我觉得建筑是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中标不中标，并不能说明作品的好坏。另外，招标可以锻炼人。以这种形式，更容易把学生带出来。自己的能力也能在竞争中继续提高。”而他紧跟着补充的话是最经典，最能说明问题的，“之所以很少顾虑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总是中标，信心很足。”为什么总能中标，除却专业才能的保证，恐怕至关重要的还有“建筑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好的建筑师，就是能从无所适从中做到有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