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真是没钱了，教学楼起成这样的名字。”5月23日，清华第四教学楼被命名为“真维斯楼”，这在学生中间引起了争议。对此，清华大学校方称，该楼除了这个新名字，“第四教学楼”的名称也同时保留。

虽然两块牌子表面看来“同时保留”，实际上却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中英文标注的“真维斯楼”几个大字金光闪闪、光鲜夺目，与之相比，“第四教学楼”蜷缩于一块小小的标志牌内偏居一隅，任何人都能从中读懂主次之分。

清华真是没钱了，教学楼起成这样的名字

清华真的没钱吗？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免令人哑然失笑。资料显示，中国2006年教育经费在10亿以上的学校有11所，经费总和为174.34亿元，其中清华大学 35.91 亿；北京大学 24.08 亿元。清华校长顾秉林去年访问台湾期间曾披露，清华一年的总经费是五十到六十亿人民币，三万学生、一人有二十万人民币。另外的资料显示，2007年各主要高校继教(不包括MBA教育)盈利情况：清华大学6.9亿；北京大学5亿元……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在人财物等方方面面都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众所周知，国内本不充足的教育经费支出本就向高等教育倾斜，在分配过程中又因为大学地位的不同泾渭分明，牢牢占据金字塔顶端的清华大学，毫无疑问是其中最大赢家。如果清华大学也“没钱”，甚至以此为由兜售学校建筑的“冠名权”，国内任何其他学校恐怕都更加理由这样做。

为校园建筑物命名是国内外学校筹集资金的通行做法

清华大学辩称，为校园建筑物命名是国内外学校筹集资金的通行做法，清华大学也设有这样的捐赠项目。姑且搁置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国际惯例”的质疑，“命名”显然不是“冠名”，即使是为了纪念一个特殊的日子，抑或感谢捐资助学者，为什么不是在广泛征求师生意见的基础上谋求共识一致“命名”，而是悄悄决定、果断实施，助企业冠名为既成事实？在校园建筑名称这样的小事上，如果普通师生都没有丝毫知情权和发言权，在其他各类校园事务中，他们如何能奢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追求独立自主精神的学术殿堂内，难道也在践行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

当反对者以《国家教委关于学校校舍、教室命名的有关规定的通知》中规定的“校（园）内各类教室、各类建筑物不得以捐资者名字命名”为由提出质疑的时候，这样的压力对于清华大学或许并不存在——公众意识中的“捐资者”多是指出资兴建者而言，然而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早于1987年建成，既然不是“捐资者”，如何阻止企业冠名？清华大学对此解释的倒也很清楚：百年校庆期间，真维斯服饰(中国)有限公司提出希望捐赠学校的教育事业。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将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命名为“真维斯楼”，所捐款项用于教学楼的维修和设备更新。

捐资助学本是慈善之事，然而，太过明显的商业痕迹使得这种“友好协商”更像是一桩你情我愿的生意

捐资助学本是慈善之事，然而，太过明显的商业痕迹使得这种“友好协商”更像是一桩你情我愿的生意。提供教学楼维修以及设备更新的资金就可以赢得“冠名权”，对于企业而言，这笔买卖实在划得来，但不知，经此一役，清华园内各类建筑是否最终都将“名花有主”？更进一步追问，如果校园建筑全部“冠名”完毕，有人继续提出捐助怎么办？难道“冠名”之初就要标注使用年限，抑或模仿房地产市场实施“招拍挂”？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向牛津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的提议。校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教育”。同为百年老店，清华大学是否具有这样的见识和魄力？与牛津大学古板的坚守相比，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似乎对经济利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模糊了真正的大学精神。适逢亚洲地区大学排行榜最新公布，当国内高校纷纷因不尽如人意的排名暗自不平之际，是否曾检视过精神家园的真实差距？

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唯利是图的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的大学都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甚至不惜为此廉价变卖“家底”，如何奢求那些从沾染着铜臭气息教学楼走出的莘莘学子，能够一尘不染、孑然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