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

近年来，类似《凤凰》这种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出现得越来越多，《农民达・芬奇》所运用的“现成物”概念在北京宋庄、798也不时可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隐藏在这些艺术作品背后的小人物与作品是什么关系？他们对这些作品享有哪些权利？

“《农民达・芬奇》里，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艺术家，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蔡国强回答了自己在《农民达・芬奇》中的角色，却没有回答这些农民发明家在作品中究竟是什么角色。在他看来，自己买了这些农民发明家的作品后，“可以帮助他更往前走，会更好――不然他一直抱着那个东西在家里面，也很难往前走。”

在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刘曦林看来，这些小人物与艺术家“现在不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只是一个艺术构想的组成部分，或者只是某个作品的制作概念，而不享有著作权”。但他强调，作为参与者，“这些人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他还警告说，“借用、移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法，如果用多了，仍然会感到乏味”。任衍RJ082

延伸话题

当代艺术家越来越像企业家

徐冰、蔡国强的创意，理论上讲国外都有过类似的概念和做法，他们只是把国外观念中国化地应用而已。这实际上也是整个海归派艺术家的一种模式，他们更多是在组合资源，而不是在探索艺术观念的原创。只不过这种用西方艺术观念表达中国符号的模式，最近又有新的变化，即不再使用“四大发明”了，而是使用当代中国的符号化现象，比如“凤凰”象征崛起，农民象征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基础――廉价的农民工。

海归派不应该总是在“贩卖中国”，这一代海归派既没有引进什么国际先进的文化和艺术思想，也没有像徐悲鸿那一代为中国社会的艺术启蒙做了很多教育工作。这一代海归派感觉更热衷于做明星、组合利用国内外资源，他们在国外代表中国，在中国代表国际。其艺术可能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他们的国际地位和艺术贡献实际上有点被国内媒体夸大了。

与此同时，艺术家的企业家化也是一个趋势。现在很多艺术家更像一个乡镇企业家，尤其是雕塑、装置和大型艺术，从国外找一个艺术概念和形式，找一批人帮他实施、生产、制作，找美术展览场地做展览，自己在媒体上出镜宣传营销，最后接待收藏家，将作品卖出去。这种企业家化的艺术家，国外也有此现象，但在中国规模更大、现象更普遍，这主要是中国的助手、空间费用便宜，社会公众、收藏家和媒体也不太懂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