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前，景泉矢志不渝地对国画着了迷，经常游走于美术馆和荣宝斋。多年后他对此的认识衍生了对建筑文化的见解，“近几年对国人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建筑，哪些是深刻的？恰恰是有民族味道的、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建筑，这些建筑成为了现在这个时代的主流。”景泉说。此时作为一名建筑师，他在这个圈子业已实践了十几年。

经济在建筑设计中完全可以成为表达和沟通的手段
　　景泉在军队大院长大，“看的电影都是《上甘岭》之类”。成为建筑师后，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号称“拼命三郎”。他的最大特点，还不是吃苦耐劳（很多时候，建筑师还算个体力活），是他对建筑的认识和从何处着手。
　　已经建筑专业毕业的景泉，由于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专业问题，因此在1999年再次入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建筑经济管理。他说建筑师要能站在一个高度上，这样才能引导甲方。
　　“在我从业的经历中，发现甲方对建筑师的想法——建筑师认为很好的想法——有时候表现得轻蔑，他们认为市场是第一位的，建筑师这么想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景泉选择这个专业的根本性原因。

建筑师认为很好的想法——有时候表现得轻蔑

总是谈设计，太狭隘。从业多年后，景泉认识到建筑师对建筑的美好憧憬要量化地表现给市场，理性地把自己对建筑的合理阐述展示给甲方。
　　在这个专业中，景泉的研究方向是房地产的前期策划，即用数学模型的方式来解释项目的运营、追加和如何产生边际效益，它将是后续整个建筑设计活动的强有力的支撑点，“也就是说，在任何设计中，引入量化，能让甲方把设计中的各个点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看得清楚、明了。”景泉说这样一来，量化表现出来的合理性对甲方是最有力的说服。“量化在这里就是经济的一种表达，而经济在建筑设计中完全可以成为表达和沟通的手段。”
　　通过学习建筑经济，景泉发现不能把自己的专业狭隘化，建筑经济使得建筑师完全可以用经济思考的方式来运作项目，进而把自己的兴趣完整地放在设计上。“就是把自己的身心放在热爱上，先用少许的经济手段把生存问题解决了。”景泉进一步解释。在某个角度，这也是设计人生的一种方式。
　　这可能是建筑师景泉有别于其他建筑师的一面。

建筑师能培养开发商成长
　　景泉供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专业设计研究院。他曾经经历的是一个从硬性到软性的转变，这影响了他于建筑的取舍，也形成了他这个建筑师的识别性。
　　2008年，景泉通过建筑专业设计研究院公开竞聘，任职建筑院副院长，同时他仍然作设计，大部分的设计仍旧是房地产方面。
　　当前房地产可算是中国经济链条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市场对政府、开发商、普通百姓都充满了挑战，建筑师更不例外。
　　“开发商把每一分钱都算到位了。”景泉说，“他对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最敏感，如果建筑师只是和他谈理念，意义恐怕不是很大。”再看开发商拿地时的激烈和所承担的巨大风险，“的确需要量化的方式来解决信心问题”。

如果建筑师对经济没有认知，景泉认为，小到房子，大到城市

如果建筑师对经济没有认知，景泉认为，小到房子，大到城市，在设计上就都没有了把握，特别在城市方面，“倘若经济把握不住，你就无法窥测到人的心灵”，毕竟城市里人是主体，而人是经济动物。
　　“学习经济，使我很快就能清晰地和甲方沟通与交流。”因此在和地产商的交往中，景泉的把握能力较强。开发商往往把房子当成产品来做，建筑师往往把房子当成作品来做，两者之间矛盾的调和需要相互的沟通和辩证，经济手段首当其冲。“这方面，是我的基本，就是‘吃饭的家伙’。”景泉工作室的产值，每年来说，都比较高，一半利润来自地产。但他觉得遗憾的是，中国富人阶层对房子的认识还不够，远未到真正对房子本质的认识和尊重。“光有钱，不知道怎么‘玩儿’，不会‘玩儿’就不知道怎么生活。”这是从建筑师的角度出发，看待房子的乐趣和房子的内涵。景泉也不大愿意和把房子肢解后部分出包的开发商交往，他觉得这割裂了建筑师心中的故事。经济是手段，他一再强调过，但每位建筑师对于房子，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用故事来表达的愿望。
　　而大量的建筑师目前还很少有人能住得上自己心仪的房子。感受生活对建筑师自身的提高十分重要，包括自己要住上好房子。当房子达到一定文化意义的时候，真正的房子才会出现。景泉深信。

景泉工作室选择合作的开发商一般属于成长期阶段，这是有意为之，他说建筑师有能力引导这种开发商，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平台也使得建筑师有挑甲方的余地，这也让建筑师自身的专业体系能够通过实践慢慢地成型，而避免了压制，“如此我们做出来的房子一定会比开发商想象得要好，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建筑师可以培养地产商的成长，也可以培养地产商的创造力。

地产商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创造的精神

“地产商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创造的精神。现在完全是市场在左右房子，市场当然是对的，但房子到了今天这个价位，谁又能想得到呢？所以，要有前瞻性。中国的房子还要有一个很长的发展的路程。”景泉说。
　　这个路程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

何不创造地标性建筑
　　而后两者在景泉的心中归结到了民族文化的认知上。2000年后，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在建筑上的体现似乎更加清晰，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民族文化的自信感和强大感都在增强，“作为建筑师，更希望有机会在任何建筑中，包括居住建筑中体现民族文化的特性。”景泉认为现如今的地标性建筑大部分的诉诸点也是想借此表现民族文化认知和地区文化认知，它能够为地区或者城市创造更大的财富——物质的、精神的。
　　“那么建筑师何不创造地标性建筑呢？以此挖掘民族文化精髓，感召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景泉希望建筑师有机会建造这样的地标性建筑，创造真正属于中国的建筑。他说自己对待建筑的态度很清楚，就是把现代的技术和民族文化精神结合起来，赋予建筑丰富的生命力。
　　近年，景泉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崔恺的指导下一起做了几个项目，其中耗时最长的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已历时5年，它是建筑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诠释。
　　这是个复杂的结构：670根棍红黑相间地支撑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量，“会呼吸”，“像蚁穴”。其实这个构思来源于中国的斗拱，景泉曾经专门到重庆的湖广会馆看过一个斗拱。“尽管重庆的商业氛围浓厚，但当地政府还是希望我们能设计一个有民族内涵的建筑。我们最后出来的是一个改变：打破人们惯性思维中的立面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用现代技术处理的一个个的点阵。”这些点阵是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现代建筑元素。这样出来的体积很有意思：题凑构造，堆砌后的感觉是任何面的物体都是点来构成的。
　　在设计上，景泉认为这是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创新，十分有特点。这个建筑既有中国文化特征，用一根棍编制出了建筑的精神，又把现代的科技手段应用到了其中。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也是景泉和崔恺一起合作，此前建筑师熟悉了蒙古族人的习性和习惯，并了解蒙古族的文化特征和信仰。如何用建筑来表达这些？“我一直希望把建筑做得简单些，用简单的元素表现复杂的东西，即单一的构建来组织空间。”据景泉介绍，这个建筑完成后，和当年的文化很切合，就像本土的，自然地一直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