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深圳速度”的结合

  在洲际酒店的走廊里，拉着行李的何镜堂走得飞快，把老伴、专程来看他的中学同学和记者甩得远远的。据说每次出国游览，何院士总是第一次冲下车子，最后一个提着相机上车的。他对这个世界抱着极大的兴趣；又或许，是他对４５岁前失去的时光备感痛心，故而始终保持一种紧迫感？

  离开北京，调回阔别１８年的华南理工大学时，何镜堂４５岁，职称只是普通的“建筑师”。“如果留在原单位，我就会平淡地等待退休，就会永远和自己喜欢的事业失之交臂。”何镜堂回首往事，解释说之所以选择回学校，是因为那里可以把“设计与研究、创作和教育结合起来”。

  中年起步，何镜堂只争朝夕，不想放过任何机会，他为自己定了一条“清规戒律”：工程—研究—精品，即是做一个工程，出一篇论文，争取获一个优秀建筑奖，牢牢地将“工程研究与实践结合”。

  这条苛刻的路径始自他南归后的第一个项目深圳科学馆。“当初深圳科学馆是作为全市八大重点文化设施之一提出的，当时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当面跟我们讲设计要求，希望这个建筑别人看了一辈子忘不了……”

  虽然时隔多年，何镜堂却记得当时参加竞标的每个细节。那时距离他全家回广州没几天，临时安置的宿舍里很多行李还没打开。没有工作室，何镜堂夫妻就在招待所里支起桌子画图。因为罗昌仁说了要让人“看了一辈子忘不了”，何镜堂夫妇从环境构思入手，结合厅堂建筑使用功能，运用现代建筑设计理论和共享空间的意念，以八角形为母题，加以组合、切割和延伸，最后通过模型反复推敲、比较，使形式与功能、空间、环境有机统一。

  “７米高、１米８宽的玻璃幕墙在国内是第一次用。”夫妻俩拼命干了２０多天，交稿前一天又熬了一个通宵，终于如期赶出设计模型。第二天，设计方案和模型送往深圳。“那时从广州到深圳要走５个多小时。交了稿之后，市里叫我们先不要走。当天傍晚结果就出来了，通知我们‘中标了’，那真是‘深圳速度’！”

  深圳科学馆遂成为何镜堂人生路上一个标志性建筑，从此他的建筑生涯仿佛经由漫长逼仄的甬道，步入了豁亮的厅堂。

  最难忘的世博会中国馆

  也许，这辈子他参加的最具挑战、最难忘的竞赛就是世博会中国馆了。很多人问他，您已贵为院士，不怕输了比赛没了面子？何镜堂笑笑，很干脆地用一句话就终结了类似的疑问，“比赛当然有输有赢，这个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的，我不怕做不好。”他跟记者说起最初投标中国馆的内心活动，“当时参加投标的３４４个方案中，第一轮要评出８个。我想的就是争取进前８，能进前３更好，还不敢想拿第１位。”

  至于后来他的中国馆方案胜出后引发了争议，他也是一句话：“开始议论很多，包括在网上，习惯了，我也不看这些东西。”后来有人问他，这个设计有没有让他觉得遗憾之处？何镜堂只是简单地说：“建筑没有十全十美的，我哪有时间去想这个。”

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图片来源：百度）

  针对有人提出中国馆是“民族、国家符号的集大成者，虽然采用了木结构的元素，但并非木质传统工艺、材料、结构的真实表达，因此符号性更强，是新的国家主义象征”的观点，何镜堂认为，中国馆的设计“出发点不是为了符号，而是要提炼出中国文化特色。符号过于具象，概括不了５０００多年的文化历史，但也不能抽象到看不出来。汉字也好、中国红也好，都是文化符号，但这是一种提炼出来的抽象符号，不是具象的。时代不同了，中国今天自强不息地屹立在东方，因此中国出土文物中的鼎、冠、陶器的造型也使我们得到启发。当然，中国馆毕竟是个建筑，传统中国城市棋盘式布局、九宫格也会予以考虑，加上栋、柱、斗拱的应用，特别是中国园林的意境，讲究场所感受，所有这些抽象的意象整合起来就成为今天大家看到的中国馆。你说它是唐代还是宋代或者汉代的？这看不出来。但每个人都说，这是中国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重庆人把它叫做火锅，专家觉得是斗拱，领导认为像粮仓，成都人把它想象成麻将，还有人认为是斗或者皇帝的帽子……这是一种抽象的神似，是在提炼了很多元素基础上，通过符号表现元素，最后使得各种阶层都能接受。”

哪位建筑大师对您的影响最大？何镜堂稍一思索，答道：贝聿铭。因为“他走的是现代建筑比较正确的道路。他也不搞奇特怪的东西；而且有很深的中国文化根基，提炼每个建筑的文化特点很绝。”至于国外的建筑师，则是赖特。“他的流水别墅可以说是自然、人、建筑的完美结合，我专门去看了，７０多年过去了，那个建筑不过时，这种文化价值与现代手法的结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