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邕 北京筑都方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

王邕：建筑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相关互动的过程，中国很多建筑的造价完全超出了经济能够承受的能力。欧美建筑师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的一种掠夺，比如鸟巢造价增加会深刻影响经济的发展。建筑师责任非常大，中国的建筑规模和速度是非常庞大的，每天我们手上的图纸转化成建筑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快的，发生的经济效应也是巨大的。好的建筑一定是符合经济现状，或者是在环保节能或其他方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而不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拖累。尤其是本土建筑师体会更深刻，国外建筑师不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甲方对他们要求的是建筑如何做得更炫，不会考虑更实际的方面。作为本土设计师，这些责任是需要我们承担的。

好的建筑一定是合理的，无论它是美是丑，至少要体现的是合理、舒适。如果这个建筑背离了最基本的功能要求，无论多么漂亮也不是美的建筑。比如很多大城市开发商对项目的定位在审美上差距很大，而一些小城镇的政府更是追求欧式风格，其实整个区域可能不适合高层建筑的发展，但是当地政府一味崇洋媚外，要求开发商一定要建造欧式建筑才能审批。所以建筑师很多时候是被动的。建筑师想把责任心体现出来，现实却不允许我们这样，最后通过退让倒得到平衡。

美的建筑应该是适合的、舒服的。中国的美学和西方在传统意义上是不同的，西方从建筑到家具设计都讲究尺度上的舒适。现在北京有很多建筑的尺度已经很不舒服了，大家都在忍受，感觉是在夹缝中生存。我是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我觉得胡同的尺度是非常舒服的，后来搬到楼房后，人们慢慢变得冷漠了，大家在高楼林立中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美的东西越来越难以坚持下去，而作为建筑师，还要去坚持，还要去挣扎和博弈。

方铁英 北京未名空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

方铁英：我曾经在荷兰留学，我的荷兰同学来到北京，每天在北京街头都能发现比较丑的建筑，这些对我来说是已经不是特别刺激的事情了。我们接受的建筑训练都是设计美的建筑，而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却是丑的。美和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定义去确定美与丑，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欧洲现代建筑对于美的改变是巨大的，他们认为装饰就是罪恶，所以一切都变成有效率的工作。之后，建筑又回归到后现代，美和丑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对于美和丑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即使真理存在，也是有范围限制的。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美的就是最合适的。我之前在库哈斯的事务所工作过，通过库哈斯在中国的实践经验，他所关心的不是做出一个美或丑的建筑，美和丑对他来说是最后考虑的事情。他现在做的事情是24小时接受访谈，游历中国的文化宝库，他所关心的是在危机情况下如何寻找解决之路以及通过沟通寻找建筑师的新出路。对于他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责任已经不能在新的经济体制中起作用了。比如艾未未，他不是建筑师但也在做建筑。在建筑领域，世博会之后建筑成为跨学科的合作，建筑的范围变大了。在整个系统里，如果纯粹讲建筑的美丑，话题很大。

郭文斐 凯达环球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建筑师

郭文斐：建筑要有逻辑性，在不同的时代面对的人群不同。另外，个人的感觉和集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中国和西方文化差异很大，有媒体曾经采访张艺谋，要他用两个字形容中国文化的内涵，张艺谋说了“浪漫”这两个字。国外描绘一个事物会很具象，中国人描述得很朦胧。包括中国的诗词，大家都会觉得很美。而美是体现时代性的，比如唐朝女子以胖为美，所有的人文、历史、审美和价值观综合体现出来的不是逻辑能够解释清楚的。另外，比如参数化设计，我刚接触这种形式的时候觉得很好，可以把建筑诠释得充满魔力。但是看多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这种美是经不起长久凝视的。很多东西带都有惊艳的感觉，央视大楼在中国横空出世，首先是新鲜的、惊诧的。第一个去尝试新形式的就是不一样的，扎哈·哈迪德发明了一种新的建筑语言，没有一个建筑师能把参数化设计诠释得那么淋漓尽致。虽然其他一些事务所的作品在参数化方面做得也很好，但达不到吸引眼球的效果。库哈斯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是他对美的把握很独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时效性和话题感，他对当代社会的分析远远超出了建筑师的能力范围。之所以做出央视大楼这个作品，是因为中国当时处于这样一个时间段，当时人们希望国外思潮的冲击，这种凝聚的力量他是能够感觉到的，他能感受到前几年人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外来设计师给中国带来新鲜血液。这几年人们趋于理性化，开始去沉淀一些东西，所以对央视大楼的质疑声也就未曾中断过。库哈斯的优势在于他能够在浑浑噩噩的表面看到深层次的危机感，从中去发掘一种能够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的方式，所以他能够胜出，在这方面我是非常欣赏他的。他的很多建筑其实不是用美丑来衡量的，但是一定具有话题性和爆炸性，可能是和他曾经从事的记者工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