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言网：作为建筑师总有一个梦想就是建立自己的公司，很多出国求学的建筑师最终还是回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对中国建筑行业复杂现状，都市实践坚持怎样的设计思想？

刘晓都：URBANUS都市实践从第一个设计项目开始就选择了“批判性的城市介入”这一策略：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现实，从建筑，规划乃至社会学的角度为城市的改善和发展提供积极的方案。这里，有必要从理论上理解“批判性”之于当今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性。就当代建筑思潮趋势而言，整个世界从建构建筑学的知识角度，正在从晚期现代主义时期的批判性走向当前的非批判性的趋势。然而，中国当今的实践却需要批判主义。因为当发展被浓缩在一个极少的时间限度上时，机会反而会成为遗憾，这种遗憾不只是审美意义上，而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扭曲，速度的压力，又使实践中的遗憾获得了广泛的宽容，使遗憾本身扩大为一种建设性的错误，乃至破坏。面临这种现实，对于URBANUS都市实践这样的事务所而言，实践变成一种批判的工具。

华美术馆

这种批判性的态度，使URBANUS都市实践选择了一种入世而不是出世的态度。“城市介入”和“城市填空”是URBANUS都市实践从两个不同的极端来进行批判性实践的方式。“城市介入（Urban Engagement）”是指建筑师一旦获得了能够参与项目的策划权力时，如何积极地把握这样的机会，去承担一个策动者的角色。更进一步地说，当建筑师在其工作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会有意识地在一个更高层次主动地对城市发展提供策略，施加影响。这种“入世”的介入状态多少带有儒家的东方精神因素。“城市填空”则是指建筑师如何在被其他人忽略的角落里去寻找于城市有意义的机遇。

畅言网： 都市实践在中国的第一个实践项目是什么？对后来的设计主张有哪些深刻影响？

URBANUS都市实践在中国的第一个实施项目——深圳地王城市公园及城市空间改造——是值得纪念的。这本来是一个通过绿化景观设计来美化城市的项目，但URBANUS都市实践将之提升到城市设计层次，力图使城市的公共空间更具有可参与性，而不仅仅是观赏性。在URBANUS都市实践的早期工作中可以发现，URBANUS都市实践一直在积极介入深圳市的一些较大的城市项目的策划与设计，例如深圳会展中心选址研究；福田中心区23-24街坊的城市设计实施；深南大道灯光改造，宝安新区中心广场，到近年来罗湖区的一系列公共空间项目等等。这些机会一方面使URBANUS都市实践要介入城市的一腔热忱得以发挥，一方面又通过现实中的具体难题磨练了URBANUS都市实践的解题能力。

畅言网：作为海归事务所，都市实践拥有三位相同背景的合伙人，分别担任什么角色？这种合作的优势是什么？

刘晓都：“URBANUS都市实践”代表了一种合作的理念，它对合伙人和合作者有一种不同的选择。对于许多事务所而言，核心领导人物的互补性是合作的基础，明确的角色分工是合作的前提。而URBANUS都市实践从成立之初至今，三位合伙人并没有过于明确的分工，相反，每个人都在承担着市场、经营、创作、发展和学术的责任。每个合伙人的这种全能的角色也并不意味着URBANUS都市实践是在一个伞下的各自为政模式；相反，即使今天事务所不是扎根在同一地点，“一个公司的公司”（one firm firm）和“一个声音的声音”（one voice voice）依然能最好地表述事务所的经营理念。作为一个“设计型”的事务所，它虽然需要精明的经营之道，但更需要有创造力和批判性的头脑。在当今混沌的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之中，再智慧的单体也很容易坠入时代的迷津之中。

从保持创造力的锐利锋芒角度，合作所带来的集体智慧并不在于能“凑个诸葛亮”，而在于设计了一个批判与对话的机制来磨练智慧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因此，这种合作模式的优点也在于并非众口一致，而是在经常的思想交锋之中使理念得到更全面的权衡与抛光。默契不在于互补，而在于思想被不断挑战后的递进发展，在于热情在不断的相互激励之中的恒久燃烧。因此，URBANUS都市实践从来认为一个有活力、创造力和锐力的事务所不应抹平差异，而是制造个性和厚度；一个开放和多样性的创作集体能包容更多的思想，摒弃任何既有的概念。从成立至今，三位合伙人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集体设计策略经历住了时间的检验和选择，URBANUS都市实践形成的集体也成为每一个个体得以闪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