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矛盾：实用空间与审美空间的矛盾

钱学森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倡园林城市。改革开放以后，他更系统地提出了建设山水城市的思想。我概括了一下，钱先生的山水城市，就是为了追求大尺度、中尺度和小尺度三个层次上最大限度地达到人与自然，古与今、人与人、身与心的和谐境界。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如此关心城市建设，着实令人尊敬。园林城市也好，山水城市也好，其实就是为了从宏观到微观科学地处理好实用空间和审美空间的关系。按照钱学森先生的思路，城市建设的主管者如果没有文化，没有品位，就不可能规划好城市，建设好城市，管理好城市。比如，近三十年来许多城市都长大了，但是怎么长大的呢？城市主管者到国外考察，上焉者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城市规划思想，将其用于自己所在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下焉者照葫芦画瓢。照抄照搬别人的广场，或建筑。殊不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的是人定胜天。强调的是用科技手段改造自然，最大限度地从大自然中猎取所需要的财富。

北京故宫的规划格局（图片来源：百度）

而中国文化则不同，我们的祖先从很早的时候，就是把人放在天和地这个大系统中思考的，过去小学生发蒙读书，三字经上就有“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天地人。”之类的通俗概括。中国文化从来不把人从天地系统中分离出去，所以，过去无论官衙建筑还是老百姓的民居，无论活人的住所还是死人的坟墓，都要看风水，选择朝向，看看左右前后的环境。风水师下罗盘，那罗盘最多的有五十二层内容，当然最核心的是其中的三层，即天盘，地盘和人盘。要盖房子，必然要开门。门朝那开，需要定向。要把天盘、地盘、人盘三个层次调整到最有利于人生活的方位。谁能说过去中国人这种重视天地人一体化的规划思想是落后的？那只能说明我们还浅薄的不能认识它。所以世间事情都有两面性，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提升。英国人惊叹他们国家用了两百年的时间做成的事情，中国人三十年就做成了。这是应该高兴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三十年时间，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特别是用实用空间和审美空间的辩证关系处理的眼光来审视，我们就没有多少好高兴的。因为我们留下的是模仿西方的痕迹，丧失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

以南京为例，太平路的尽头，本来和玄武湖相连，多美的城市景观。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居然有人批准在太平北路的尽头建造一个火柴盒式的医院，把本来连接秦淮河和玄武湖的视觉廊道给堵得死死的，一点气也透不出来。这且不说，新旧世纪之交，又盖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和平大厦。益发给人压抑的感觉。

再如，南京主要的山脉，从紫金山一线下来，蜿蜒至石头城清凉山，这就是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说法的地形学来源。但新旧世纪之交，居然有人在太平门俗称“龙脖子”的地方盖了一栋高层建筑，做起了餐饮生意。给人的感觉，就像在一条游龙的脖子上压了一块巨大石块一样，很是难受。

北京故宫轴线，本来是皇宫的中轴线，是活人使用的空间。当然，它既是实用空间，也是审美空间。按照周易太极生两仪的哲学，它应该属于阳的范畴。　古代帝王从来没有在天安门中轴线上安置属于阴范畴的事物，如陵墓等。但我们却在天安门中轴线上安置烈士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把古代中国人分的很清楚的阴阳两块空间混到一个空间了。特别不好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内容有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标准的邪教。读者如果不信，可以把清朝雍正朝关于邪教的定性表述的那几条找出来对比看看，就会明白我绝不是瞎说。洪秀全装神做鬼，近于妖魔。他还干过不少屠城、屠镇、屠村的坏事，他仇视知识分子，自己骄奢淫逸，却不准下级官吏和士兵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在“天国”推行所谓男营和女营制度，具有明显的反人类色彩。所以将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以及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革命斗争，雕在一块，笼统地都称之为人民英雄，可能有些草率。当然，这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岁月里，不能责怪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