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生于洛杉矶的犹太人，但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某种宗教，虽然这是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传统，但我与上帝这一信仰的关联却极为疏浅。我第一次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是当我面对毛伊岛绝美的自然风光，我想我真正爱上了“自然母亲”，那是很直接的感官接触，众多层次的爱慕感迎面而生——从精神到肉体。
在我开始建造树屋之后，观音菩萨对我而言变得非常重要。她给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的异乡人所需的种种帮助。我每天都会在午休时刻来到附近佛教公园观音塑像面前，跪下来冥想并祈求她帮助我建造一座伟大的树屋。菩萨的木雕高约4米，她的神情、嘴唇和直视着你的眸子充满了感情和希望，感官的美丽同时使我心醉神迷：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上帝。那时一些德国工程师在正对着树屋的海上设计了一座128米三面观音雕塑，因此其中一座树屋被称作“观音阁”。我确信观音此时正俯视着树屋，充满感情和理解，同时审视着我对其提供的帮助的完美呈现。
需要的工艺只有极具艺术领悟力的雕刻家才能完成（图片来源：百度）
我最好的朋友张大师是个和尚。十年前我遇见他时曾请他帮我设计禅树屋，而他说我必须先参悟禅宗。他来到毛伊岛的树屋住了一个月并教我如何参禅入定。事实上我并没有完全遵循禅的训诫，但在我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对风水更有了研究。我的风水观并非传统，更多基于道家的直觉。我参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计划：在南山现有的树屋旁新建一个树屋旅馆，该设计是基于佛教八正道，按张大师的想法，这也是个可以沐浴身心的心灵温泉浴场。
“树屋”在中国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94年参与设计海南五指山河流旁糅合了迪斯尼和拉斯维加斯风格的主题乐园。由于我来自洛杉矶，自然很容易把它想象成那样。我很高兴它没在那时兴建，但读到今天3月30日的纽约时报，我想它也许建成了。1998年我再次被夏威夷州长派往海南，其时海南刚成为他们的姐妹省份，而我也刚刚完成了我在夏威夷的第一个树屋，想要找个像海南这样的地方建个更好更大的。那里天气和夏威夷很相似，也同样有着美丽的海景和棕榈树。
建筑和设计获得一定自由度在美国近乎不可能，因为要面对如此繁琐的建筑区域划分、政府官僚体系及各种环境报告和评估。这时我找到了树屋度假村的合作伙伴——外交部的周平先生，负责文化交流；南山佛教文化区（拥有一片极好的海滩）的总裁章辉先生。在海南省生态度假村，官员们甚至举办了两百人的大型晚会，参与者甚至包括巴厘岛和冲绳岛的官员。
海南生态的工程项目（图片来源：百度）
另一个选择中国的重要原因是树屋旅馆是劳动密集型的，需要老式手工加工技艺对木材进行雕琢，而这在美国建筑工人中早已被遗忘。中国的工人很棒，在美国你找不到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
我将继续在海南做其他主要有关生态的工程项目。我与李书福先生（吉利集团董事长）共事一年，他也有一个旅游发展公司，主要在陵水县做特别的设计项目，规划面积达三千平方公里。跟他合作的过程中我提出可持续田园设计理念，这是为了融入当地生态文化的设计预想，是一个集农艺、当地文化、生态以及旅游的综合项目。我也曾因树屋这一生态旅游项目去过许多省份进行实地考察，但大多都是不可实现的。我花费很多精力游历中国，去探索城市设计，我发现这些设计大都也试图体现可持续设计思想。
目前我与中国科学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一起开办了名为Ecoland的网站——www.ecoland.net，同时我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开展系统的研讨工作，与同学们一起合作生态规划项目。有一个是在北京门头沟区开展的土木工程设计项目。我在中国与夏威夷的所有工作的共同点就是做有趣的事情！我喜欢在中国工作，以为我认为中国人民对有趣的、新鲜的事物很感兴趣。当下，西部一改往日发展停滞的状况，正在大踏步发展，或许我也可以做点什么。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像我这样拥有年轻人的朝气，虽然我已经60岁但却保存着年轻人的热情。
我喜欢在中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可以创造出太多的可能性。除了树屋度假胜地，我还做了其他许多项目。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喜欢创作小型项目，比如树屋项目，同时也非常乐意做大型区域规划的设计。今年我与杭州旅游协会一起合作完成了江德区78平方公里的规划项目。
当然我更乐意在北京生活工作，同时北京的艺术设计领域也有很多的朋友。15年前我第一次与艾未未相遇，很喜欢在他的工作室里工作，去年我与798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主管也共同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在我眼里，北京是继400年前佛罗伦萨之后全世界又一个新文艺复兴的中心。在那儿你能享受到很多的快乐时光，同时也能见到非常多与西方不同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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